1.
瓜熟蒂落的夏季渐行渐远，1983年9月1日，开学季来临了。我要到远在离家十公里外的窑厂联中求学，母亲为我打点上行囊，我就踏上了窑厂联中求学路程。
这一天便下着淅淅沥沥的雨，凄冷的雨天使路上的行人更加稀少，学校周围的庄稼被凄风苦雨打得一片狼藉，只有偶尔后边的砖厂里，有小贩传来一两声有气无力的叫卖声。
座落在窑厂南边的田野中的校园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前后共三排的红砖瓦房的教室里，就陆续跑出来了三五成群的学生们。
我们把碗筷敲得震天价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土质的校园，向最后排的伙房处蜂拥而去。偌大一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
与此同时，那些家在附近村庄的走读生们，也正三三两两涌出南面学校的大门。他们撑着雨伞，一路说说笑笑，走在田间的沟渠泥泞的小路上，隐没在雨幕中，往散布的在雨雾中的大大小小的村落里走去。
在校园内的伙房前的北墙根下，蜂拥而上的学生各自用自己的大茶缸舀了一缸子“照人汤”。那汤桶是两个大铁桷，由值日的学生从伙房里抬出来，放在淅沥的雨水下，那面汤稀得能清晰地照出人的影子。
我盛好了汤再随涌动的学生们到伙房里领取自己的装馒头的尼龙袋，饭袋里装着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掺了点白面的玉米面馒头，饭袋由伙房的六十岁的老伙夫周老头集中放入笼里来热。
人群很快散去，躲在各人的教室里吃自家带来的咸菜。只有几个很少的人能吃得上白面馒头。
我打开自己的饭袋，看着白玉米面掺了四分之一的白色馒头，吃一口在家早已炒好的老咸菜，为了免于营养过于寡淡，咸菜里有少许油。我喝一口清汤，放入一点咸菜，那汤里就漂浮起一两滴油花。
2.
这天晚上是照例上夜灯的。我班的班主任叫刘玉奇，晚上我们看到他来了，据说他是退休返聘的。我们初一一班学生就都伸头探脑地看，看到一个干瘦的老人，瘦小的身体里却令人惊奇的装着对教育的无穷的执著力，他头发花白，穿着他的灰白的中山装，脚蹬踢死牛的布口鞋，戴前进帽，骑着的是除了铃铛不响全车都响的破“千里驹”自行车。
过了一会儿，他就蹲在教室里使劲地打着汽灯，然后颤微微地站到桌子上，踮起脚尖，努力滴把瘦小的身体往上提，细麻杆似的腿如风中的弱柳扶风，布满松树皮似的手哆嗦着，挂上咝咝响的汽灯，教室里便亮起来。
夜晚来得安静，到全校都暗下来，只有刘老师伏案改作业时，我们早已踡缩在宿舍里的大通铺里安静地睡着。
到了半夜，被我床头上很响的小便声惊醒，只见同村的同学小巧站直对着那早已满溢的尿桶“喷泉”。
我正要骂，他却手指放在嘴间轻嘘一声，过了一会儿，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孔凡康那里的粮袋前，拿出一个卷葱花油盐的白面花卷，掰开一半给我。
我摇手，他却塞过来。我一吃，哇，真是香到骨头里。
3.
我知道小巧有弟兄五人，一色的光棍，他父亲平时就搠着山羊胡子粗声大气地嚷：“要想找媳妇，自己找去。家里没钱，我也没本事。我的媳妇还是自己找的，谁挣了钱谁娶媳妇。”弟兄们被逼上梁山，于是开了杀猪坊，两年便娶了两房媳妇。
这不，巧儿第二天就有了出色的表现。
巧儿也真正领悟到父亲的最高指示，一大早，他就沾着水用梳子把头发梳得锃亮，二分头丝缕不乱，在女生面前时不时地把脖子扭一扭，头甩一甩。他的头尖顶，后脑勺突，眼珠如松鼠滴溜溜转离不开漂亮的女生，巧舌如簧地巴结着刘老班。整个头的景致恰如那喀斯特地形，我们戏称他为“喀斯特头”。
我们正在上课，“喀斯特头”正在对旁边的一女生侃侃而谈：“两点决定一条直线，三角形有三条边。”这时站在我们教室外后边的窑厂土堆上的一疯孩子，不知听讹了还是精神有毛病，手舞足蹈地唱：“两点确定一条直线，三点更直； 三角形的四条边，三条腿的男人惹人厌。”
巧儿气，往那疯孩子扔土块，那疯孩子带着他那破布条的衣衫狼狈逃窜。我们笑着往窑上看，那砖窑场里到处是鬼样劳作的人们。有的从炽热的窑里正在出砖，满面砖灰，汗流浃背，弯着腰拉着沉重的砖车，只穿着短裤。那制作砖坯的人们在砖机的生产线上玩命地赶，运砖坯的拉着三四百公斤的板车一溜小跑。吃的饭食都是自家带来的大窝头，一块砖的工钱是五厘钱。
那正上课的数学老师周老师马上来个现身说法：“同学们，不好好学就让你们去砖窑干活。”我们马上收心敛性，正襟危坐，投入学习。
4.
过了几天，我与同桌刘元到后边的砖窑的司务处去休息。刘元的姐夫是那里司务长。我们两人替司务长值夜班。他每晚为我们留下饭菜，有香喷喷的西红柿鸡蛋汤，还有油汪汪的菜，每人两个大白面馒头。靠着这些夜宵我挺过了那艰苦的求学生涯。
有时还能打些牙祭。我与刘元在红薯地里偷挖几个大红薯，在夜里，走上烧窑的窑洞上边，掀开窑上填煤的小洞洞的铁盖，那洞里映着烧砖的煤火，我们用铁条缠紧红薯，顺着烧煤洞烤上几分钟，香喷喷的皮焦里软的烤地瓜就出炉了，外焦里软，好吃的紧！
5.
就这样过了两年，同村的同学如佩在暑假里与另一个伙伴一起用自行车驮着西瓜贩卖，后边的车篓被汽车后斗挂着卷进了车底，那汽车却杳无音信地肇事逃离；巧儿也辍学与他的哥哥做起了杀猪的生意。
到了初三，我父亲找掌管向十三中中学供应煤的煤栈老板“猪脸”帮我转学。“猪脸”二话没说，带我父亲当天下午骑车到了中学校长办公室。“猪脸”一屁股坐在陈德喜校长的办公桌上，满脸肉褶皱颤抖着，撇着大嘴巴拍着桌子对校长说：“什么，没课桌了？把你的办公桌架去不就有了？反正我我侄子就在这里上学了。入不了班，你的伙房业六冒不了烟！你看着办！”
陈校长搓搓手，笑着连声说：“没问题没问题，我明天让他入班。走走，我们喝酒去！”就这样学校反而热情地招待了一桌酒席。
事妥，父亲把卖掉一只羊的钱送给“猪脸”，“猪脸”脸上的横肉笑的扭结成花。笑说：“咱哥们啥交情？你这就见外了！”手却一把攥紧钱，捏捏厚度，塞进口袋里。
又到开学季，到了1986年9月1日，我交的学费又花掉了父亲种的九分地的西瓜钱。
经一年的苦读，我考入了我县唯一的重点高中第一中学，全县那年只招生二百人，七个班。我算是圆满地完成了我的初中求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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