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在喜马拉雅听书，听的完整第一本书，大概用了两天的时间，跟看书的速度差不多。也许是不适应的原因，对听久了，真是有一种耳朵厌烦的感觉。对于书中的内容，也没有看书记得那么清楚。所以，趁着还没有完全忘记，且写一篇读后感来，加深记忆。
本文的副标题‘历史是地球上生物共同的历史，不仅仅是人类本身的历史’。这句话，很大程度上从根本上动摇了我的历史观。所谓‘时也势也命也’，有一些历史的偶然因素竟然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以及影响数百年。
本书从书名《上帝的跳蚤》来看，很容易让人想到是外国人的手笔。听到书中，作者对中国历史见解独到，内容详实，不像是外国人的口吻。一查度娘，发现作者中国医科大学出生，后赴美留学，由细菌学、医学转到电脑行业，多本畅销书作家。
整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是鼠疫、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是如何影响人类历史进程。不仅仅是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有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二是，科学对于人类的价值，在于跃进式进步。天花，黑死病不仅仅是造成人死亡，还对幸存的人心理非常重要的影响。人类对于天花的征服史，宏伟不亚于任何一场战争，任何一个科学发现，任何一个国王、皇帝的更迭。
首先，先说明对中国历史的解释。隋朝之灭亡，元末红巾起义，明末清兵入关，其中最为大谈特谈的是1644年肆掠北京的大瘟疫。成为大明王朝灭亡的直接导火索，李自成大顺军一泻千里的奥秘，清军入关后八旗军腐化迅速。
历史当然是诸多因素的混合，但是从微生物病毒的大瘟疫来看待历史，确实有很多解释的独到之处。
在大明王朝三百年历史中，北京其实被围过好几次，为何在崇祯17年，实力并不强的李自成无意中竟然打下了北京城。更深的原因可能有诸多人为因素，但作者认为直接导火索是那年春天的大瘟疫。不要说迷信的古人，在03年北京‘非典’流行的时候，北京之人心惶惶就可以知道烈性传染病对于人的恐慌是多么大。难怪大顺军稍一佯攻，城上就有人投降，李自成不论在哪方面都像个贼寇，说不上义师，那样得民心。
而在北京呆了不到四十天的大顺军，先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对峙相持不下，可当满清八旗有两旗入关后，一溃千里。而李自成的大顺军如此快速的丧失战斗力，实在难以解释。可以完全肯定，既不是被北京的花花世界腐化了，腐化速度不可能有那么快，另一方面李自成也不是乡下的土包子，也打过洛阳、开封、西安这样的大城市。这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大顺军得了瘟疫，而有一种鼠疫，得了20天才会发病。
另有满清八旗在入主北京后，给南明朝廷一年多的宝贵速度喘息，差点就被南明翻盘。所谓兵贵神速，这里面也不乏大量的八旗军因瘟疫丧失战斗力。包括满清高级将领，在入主北京的四五年内凋零的非常快。
除了国内的历史，国外的历史也是同样受到鼠疫的巨大影响。在13世纪，欧亚大陆上普遍爆大鼠疫、天花。而欧洲发生的黑死病使得欧洲的人口减员了三分之一，黑死病的感染到发病可能只要两三天，而且死亡率高达80%，且传染性极强。这场大瘟疫促进欧洲人从中世纪的思想牢笼中走出来，为文艺复兴构建了社会、经济以及人文发展的契机，当上帝抛弃他的子民时，人们开始相信自身的力量。
恐怕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文明的起源会因为一场大瘟疫只在欧洲被催生出来。同历史时期穆斯林世界、中国、印度都有庞大的帝国文明，中国正值元末明初之际。所有的文明，要发生跃迁式进步，必然需要外界猛烈的冲击。黑死病对于欧洲的中世纪文明如此，而对于中国，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减员在中华历史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每发生一次，前朝的亡国之君都会被污为昏君，谥号‘灵、炀、献、顺’，几乎都是好色、昏庸无道的代名词，既然有替罪羊，华夏先贤自然很难跳出故有的思维框架。
这本书不仅仅是在描写人类历史上微生物致病菌所起到的作用，也描写了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史。天花、鼠疫，不论是种牛痘，还是发明其它种类预防方法，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一批品德高尚的医生和成千上万在瘟疫中去世的人们共同承担并努力的结果。
这里面要强调的两位医生一是发明牛痘的英国乡村医生琴纳，二是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医生伍连德。
人们最早对于天花的预防措施源于中国，在明朝时期，中医对人逗的描述就已经相当详细了，而且人逗对于天花的预防效果也非常不错。琴纳便是在人逗的启发下，想要找出新的更安全的预防模式。就算是天花没过三四年就会在伦敦肆虐一次，英国玛丽女王便是死于天花。因观察了挤牛奶的女工，完全不会得天花，从这个现象琴纳注意到人得天花的时候，母牛也会在乳房部得类似天花的牛痘。当牛痘触碰到人的伤口时，人会轻微有发热或者出疹的病症，与天花类似，但很快会恢复，而且获得终身免疫的效果。琴纳最先在仆人的儿子做人体试验，在给这个八岁的小孩种牛痘之后，一年之内给这个小孩注射了20多次天花病毒，发现完全没有发病症状。
琴纳因为发明牛痘，为人类预防天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用人体试验的方法也被后人诟病。这也是现代科学的特点之一。琴纳因为种牛痘，无论是法国皇帝，还是俄国皇帝，英国女王，几乎所有的皇室都对他尊重异常。拿破仑一世明确的说‘对于琴纳的任何要求都无法拒绝，只因他救了千千万万个法国人’。琴纳在20世纪被列为改变世界伟大人物第12名，尤在卡尔·马克思之前。
另一位国士伍连德，他是清末留英的学生，出生于英属马来西亚，后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专业。1910年，31岁的伍连德带着一台显微镜，一些培养细菌的瓶瓶罐罐，带着几个学生，受清庭指派任哈尔滨防治鼠疫的主席。几乎在只有有限社会资本的支持下，伍连德完成人类历史第一次成功防治鼠疫斗争，用100天就使得哈尔滨的鼠疫完全被消灭，东北大鼠疫最后只死亡6万人，而这个数量可能是同时期鼠疫爆发的印度死亡一周的人数。在鼠疫与人类漫长的博弈中，也有中国人留下十分矫健的身影。
自从抗生素、青霉素发明以来，困扰人类千年的天花、鼠疫，以及绝大多数传染病都被抑制了。但是不代表人类走向了胜利，艾滋病、禽流感，尤其是禽流感因为变异速度非常快，人类所制作的疫苗速度可能不那么及时。即便是在今年，也在俄罗斯造成了多人死亡。另外还有许多病毒逐渐在对抗生素、青霉素产生抗药性。而随着人类活动探索地球各个角落日益深入，隐藏在冰川、火山、高原，或者某一个动物的体内的致病病毒，随时有可能如艾滋病病毒一样被无意中带给人类。由此给人类带来难以估计的浩劫，由此可以说，人类与微生物的斗争远没有结束。
而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能够肯定的是，相信科学，发现事物其根本，才有可能使得人类发生走出轮回，向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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