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一个咨询师群里，一位国内某流派的资深前辈说道：咨询做到20000小时以后，发现好像连话都说不好了，很多东西也不是那么确定了，对过去笃定的观念，也开始重新思考了。
无独有偶，这几天在重读欧文亚隆的书，看到他所记录的几十年前做咨询的方式。其中有一些操作，从现在的伦理角度来看，是完全不合适甚至是禁止的，但在那个年代，却没有严格的限制。比如，咨询结束几周后，就跟来访者约见、吃饭，谈别的事情，产生了双重关系。然而，我看到了他在当时的思考：他以为是自己运用了各种高妙的咨询技术，最终治好了来访者，结果来访者给他的反馈却是：在四年多的咨询中，他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始终不离不弃地跟她内心深处的黑暗待在一起。
这一点，在现代咨询当中已经是一个常识了。咨询能够产生深层长远的效果，最根本的点在于咨询师和来访者的关系，在于咨询师这个人的全部存在，去抱持住来访者这个人呈现出来的所有存在。相对于此，任何咨询技术都只是辅助手段。或者说，去掉了作为基础的关系，技术随即就会变得短效甚至无效。但在亚隆写那本书的那个年代，这却是个新颖的观点，是他在咨询当中领悟到的新事物。所以，他的笔记录下了当时他发现这个新大陆时的疑惑、试探到最后笃定的过程。
我的咨询当然还远远未达两万小时。但是在过去几千个小时的经验中，我的确感受到，每个个体都是如此的独特，虽然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教科书已经可以覆盖到相当多的普遍情况，但仍然有一些时刻，我和来访者都待在河流中，一时都摸不着过河的石头。更经常的时刻，是我发现，由于咨询的理论多来自于西方，面对中国人的心灵，恐怕并不能生搬硬套。比如，西方人所称的“自我”，跟中国人体验到的“我”，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同之处。西方的自我是朝向个人主义发展的，他们信奉的完全的独立自主，划清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而中国人呢，生存的环境是非常集体主义的，这个“我”的发展，总跟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依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若是划分得过分清楚，反而无法很好地适应国内的环境。
所以，事实上，在专业的道路上，总有一些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需要不断地去探索。所谓“话都说不好了”不一定是退步，反而可能是向下一阶段进发的起始标记。
虚位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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