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生活，万卷书万里路］2020年4月18日，周六，雨，连续1000天阅读日记第558天。
今天开始读一本昨天刚到家的新书。这本书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作品——《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其中有些具体数据，令我深思。
比如，在2005年，全球有8.65亿人口属于穷人，这个数字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13%，如果穷人以美国的物价水平来购物，他们需要99美分。在印度，99美分只能买15根小香蕉或是3磅劣质大米。不到5岁便夭折的儿童每年有900万。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产妇死亡概率为33%，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仅为0.018%。在印度一个国家就有超过5000万的学龄儿童，连简单的课文也看不懂。
世界卫生组织称疟疾在2008年造成大约100万人丧生。而，在疟疾传播严重的地区，让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可以将疟疾的感染病例减少一半。然而，他们买不起蚊帐。
2009年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调查报告说，全球超过10亿人正在挨饿。
一方面我在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觉得触目惊心，心底有对这些贫困地区的人民深深的担忧，对孩子们处境的无限悲悯。另一方面，却又为自己，为国人能生在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我们终于摆脱了贫穷而感到庆幸和欣慰。
然而，摆脱了贫穷以后，我们就幸福了么？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的头上就变成了一座大山。这是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一句话。
故而，我的思路拓展开来。联想到了今年寒假期间，我在老家偶尔看到的一部电视剧里的一个情节：
有一户靠做酱菜起家的民族资本家的孩子，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跟同班同学一起去乡下劳动，吃饭后是每个人自己到铁桶里去舀汤。那天的白菜汤里有一块油渣。其他的同学，在舀汤的时候特意把这块油渣弄到一边。而这位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孩，自然而然的就把这块油渣舀到了自己的碗里。
结果，这件事情成为了这个孩子甚至这个家庭的噩梦。
原本在这个班上，那个漂亮的团支书是非常喜欢他的。他本人不仅长得高大帅气，而且为了抹杀自己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政治低位，为了能够入团，他学习好而且劳动时是比所有其他人都要努力的。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一切都改变了：美丽的团支书移情别恋，再也不理他了；他的入团申请，因为这块油渣被驳回来了；他在班上被孤立了；他本人开始颓丧悲观，开始更严重的憎恨自己的家庭出生，恨他的父母，要跟父母脱离关系。他的父亲母亲因为这个焦虑万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无能为力。
自从我无意之中看了这个故事情节之后，这两三个月来，可以说，那块油渣就一直横亘在了我的心头。
记得有哲学家说过：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此前我一直不太明白，人乃万物之灵。思维和语言，让人类远远的把动物抛在后面。连马克思都说：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人类总是自诩为伟大高尚的。那为什么人类思索的时候，上帝就会发笑呢？
或许，油渣事件能够给出一点点答案。
那个孩子那么严肃的思考自己的出生，思考这一辈子要什么，思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考自己的政治理想……
却因为吃了一块别人都内心想吃却没有付诸行动的油渣，而几乎带来了一场家庭浩劫，爱断情伤，前途尽毁，人生无望。
那些认真考察他人的老师，那个认真的团支书，也因为这个孩子吃了一块油渣而觉得这个孩子不可救药。
而他，不过是吃了一块油渣而已。
或许，有人会说，那样一个物质不丰裕的年代，一块油渣，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管中窥豹，从这里可以见人品，见家教，见时代，见政治。
然而，如果以上帝的慧眼来看呢？一块油渣不过是一块油渣，没有什么营养，没有很多价值。对于那个时代生活在那个地区的孩子们而言，多吃一块油渣不会变胖，少吃甚至不吃，也不至于挨饿。
所以，估计上帝看到这繁华人间的热闹一幕，可能真的会发笑，而且是大笑不止。
当然，类似的油渣事件，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上帝可能经常在天上用一只冷眼看着人间发笑。
想起那个古代中国的财主故事：临终时，始终不咽气，却一直指着正在燃着的煤油灯。旁人都不解其意。只有跟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夫人，深深的懂得他的意思：原来是觉得燃了两根灯芯，太浪费了。需要剥掉一根。于是，夫人赶紧顺其心意去行动了，财主才终于安心去了。
想起某某贪官的故事：把贪污来的上千万人民币悉数存在家里。每天晚上回家，必定要数完钱才能睡着。睡着了也不安稳，总做噩梦自己被抓。听到警车响起就会胆战心惊。天网恢恢，最后果真被抓了，反而才能如释重负，说：我现在终于能睡一个好觉了。
另一贪官，用自己学到的MBA的知识来管理几十个情妇们。可是最终，情妇们因为分配不公而起来集体造反了。这位贪官，也锒铛入狱。
又想起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变色龙》里的主人公奥楚蔑洛夫，他处置街上有人被小狗咬伤的事件，当觉得那条小狗可能只是一户普通人家的小狗时，他扬言要弄死这条狗，并处罚主人。而当得知这条狗可能是将军家的狗时，他就开始浑身冒汗，不断哆嗦，还赞扬小狗是灵巧的。他为什么会变成一条如此不可思议的变色龙，正是因为他的骨子深处想依附权贵，从权贵那里乞食乞财乞权乞势乞色。跟我们上文中所说的贪官、吝啬鬼其本质一模一样。都是想占有更多：钱、权、色等等。
说到占有，不得不提到一本深为我所喜爱的美国哲学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所写的书——《占有还是存在》。在这本书里面，作者透彻的对两种生存方式进行了分析：一种是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一种是重存在的生存方式。
作者在书中说，在占有这一生存方式中，我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占有和所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要使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成为我的财产。以占有为取向的社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荣誉、知识和权力的追求。甚至，重占有的生存方式者，他们的最大乐趣不在于占有物品，而在于占有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自我都成为财产追求中最重要的对象。
作者同时断言：占有欲会使人变得愚蠢。贪婪也是一切恶的根源。消费者想要吞噬整个世界，他永远是个婴儿，他哭着喊着要奶瓶。《马太福音》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重占有的生存方式者，他们是消费主义者，会得消费饥饿症，他们的快乐也都是消费型快乐。他们也是弗洛姆所说的具有市场性格的人。具有市场性格的人与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没有紧密的联系。以占有为生存目的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所占有的东西，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内心深处有深深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他们以为他们是他自己，其实他们只是“一系列的欲望”。他们不是他们自己，他们是没有灵魂的。他们就连自己所爱和所欣赏的人，他们都只想占有、控制。作为父母，他们挂在嘴边的话语是：乖，听话。作为爱人，他们要随时随地知道恋人去哪了，知道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作为老师，他们不让学生上课提问，否则就是不尊重他们。
反过来，这种重存在的生存方式者，他们是他们自己，并不是他们所占有的人、物、荣誉、权力等。所以，就算这些东西都失去了，他们还是他们自己。所以，他们的灵魂是平静的，内心深处没有那种害怕自己所占有的东西丢失的那种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作者说“如果说我存在，那我就是我，而不是我所占有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能盗取我什么，也不会威胁到我的安全感和个性。我的中心就在我自身。”
释迦摩尼早就说过，占有和消费是不幸和痛苦的根源。自己有巨额遗产却拒绝使用而坚持靠磨镜片为生的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贪欲、虚荣、淫欲等都是一种精神病。那些贪婪鬼他们以为他是他自己，其实他只是一系列的欲望。马克思也说，在重占有这一生存方式中，我与我所拥有的物之间不存在有生命的关系，他和我都成了物。这里，究竟是谁统治谁？是生命统治死物还是死物统治生命？
那么，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这种存在的生存方式者呢？
答案是肯定的。整个社会完全成了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人的天下，不是古而有之的，而是富裕的工业社会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所制约才导致这样的人完全成为了社会的主流的。占有这一生存方式的本质根源于私有制的本质：贪欲，使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东西成为无生命的物，并使之从属于另一种力量。
作者列举了很多。比如，基本上那些伟大的宗教创始人都可以说是这样的，像释迦摩尼、耶稣、默罕默德、以及犹太教里的很多先知如亚伯拉罕和摩西都可说是。在传统的佛教中，佛陀是英雄，他放弃了自己占有的一切财产、地位、信念以及家庭，而走向了一条孤寂的人生之路。我们前文提到的斯宾诺莎，他的姐姐想侵占属于他的那部分遗产，他虽然选择了跟姐姐打官司，却在官司打赢之后把钱又全部送给了姐姐。
欧洲的中世纪，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黑暗时代。其实这个黑暗是说整个社会文明的倒退，普通老百姓甚至上至国王都不读书不识字。那个时代识字的人都是僧侣和修士。这些人是当时的社会最有文化的人，正是他们在修道院里像苦行僧一般的用手抄写羊皮书，抄写各种古希腊的经典著作，才使得欧洲的文明不至于彻底的中断。但这些人，却既没有子女也没有任何财产。也就是说他们是没有任何占有欲的。他们是重存在的生存方式的人。
19世纪下半叶，俄国上层阶级的子女们，他们是所谓的民粹派。这些人无法忍受自己生来就过着的那种游手好闲和不公道的生活。于是纷纷离家出走，到穷苦的农民当中去，和他们同吃同住。
大家都熟知的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享誉世界的名作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是这样。他出身贵族，却对自己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深感痛苦和不满。他解放农奴，为农奴们办学校。甚至直接把财产土地分配给他们。
近代中国，这种人物就更多了。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的澎湃就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他为了给人民谋幸福，背叛家庭，分散家财，最后为革命英勇献身。
2020年的新冠疫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这样的人。那些“最美逆行者”，像援鄂医护人员、84岁的钟南山院士等，不顾自己生命安危，以救助同胞病痛苦难为己任，在人民和国家社会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计得失，甚至奉献自己的生命。
他们，不以占有为生存目的，而以存在、以奉献为目的。作者弗洛姆说：“真正的爱能增强人们的爱的能力和为他人奉献一切的能力。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通过自己对一个具体对象的爱，而显示出对整个世界的爱”。
正是这些，让作者觉得，我们很有希望改变这种以占有无数的金钱、地位、权力、知识、荣誉甚至他人的生命的生活方式，而让社会培养起重存在的生存方式。
在重存在的生存方式里，没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和占有。马克思说：“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如果你跟孩子说，如果你不听话，我就不爱你了。那你就不是以爱交换爱。你对孩子的，也不是爱，而是打着爱的名义进行的“占有”和控制。
最重要的，是作者引用了英国经济理论学家舒马赫的观点：“把经济理解为生活的内容是一种绝症……因为无限的增长与有限的世界不相称。经济不应成为生活的内容，人类所有伟大导师都是这样说的；而今天的现实也告诉我们，经济不能成为生活的内容。”
这段话令人拍案叫绝，这几年来都一直回想在我的耳边。
如果说经济不应、也不能成为生活的内容，那么生活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那只可能是我们的精神文化是我们的内心生活。当然，作者也说明了，在我们的生存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我们就不能再把经济作为我们主要的生活内容。而如果温饱都没有解决的那部分人，首要义务自然是解决温饱问题。
而在当今的中国，不管是富庶的东部还是西部边陲，我们都已经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而都可以进入不以经济为主要生存方向和目的的生活方式了。
然，大家可以看看，充斥在我们成年人耳中的，不是房子车子票子就是儿子位子。至于精神需求，完全退而求其次，甚至避而不谈。
我多么希望看到，我们的社会有一天，能从重占有的生存方式进步到重存在的生活方式上来！
会有那么一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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