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因为被锁修订后发出来试试）
秋风渐渐硬了的时候，阳光就显得格外珍贵。
闲不住的母亲将那些从玉米棒上剥下来的玉米粒分成两份儿：一份摊在门口的水泥地上；另一份摊在被帘（竹帘子，上面铺有被单）上。玉米粒舒舒服服的睡着，阳光下闪着灿灿的光泽，像一滩碎金，母亲不时地用竹耙推来推去，给它们翻翻身子。
“沙沙”地声音，也搅动起我苦涩的记忆。
种了一辈子庄稼的母亲终于将土地转租给种粮大户了。但她仍旧没有闲着，在我房子的前前后后又开了几分地，种下玉米，套种了黄豆。在她眼里哪怕是一点点的收获都是个宝物：“地上的是棒梢子上的、瘪的差的，留着给鸡吃；被帘上都是粒粒饱满的，晒干了磨成面，捎给你弟，他说要搞糊吃。”我听了便心里好笑，小时候他和老大最怕吃的就是这六谷（方言：玉米）糊了，现在怎么赶起时髦来了？像开春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抢买儿时讨的猪菜（苋菜）一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人爱面食，南方人爱吃大米。老家程家墩靠着长江北岸，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北不北，南不南的。五四年长江大堤破圩，大量的江沙顺水而入覆盖了那方肥沃的土地。这里没有单一的作物，产出的多是五谷杂粮。春上是从粮站买回来的糙米熬的粥，夏季搭配面食，秋冬季是从地里收回来的玉米碾成的粉食，但吃的最多的还是六谷（玉米）糊。所以家里的米缸只是个好听的叫法，大多数的日子里装的都是让我心酸的麦粒、玉米粒。
记得儿时土灶上面的大铁锅里，母亲总是将水盛得很满，熊熊的柴火欢快地舔着乌黑的锅底，很快锅里的水就“咕噜咕噜”地冒起了泡。母亲一手端起盛着六谷粉的葫芦瓢，一手捏着两根细竹子做的长筷子，粉一点一点的扬下，筷子在锅心里不停地画着圆圈，转得我总是晕头转向的，清棱棱的水在筷子的搅动下渐渐变稠变白变黄。筷子抽出来了，气泡还不时在鼓起，吹气般，到了极限慢慢变得无力，半休“噗嗤”一声像个醉汉无声地摊倒。
老品种新鲜的玉米糊好吃，带劲，有糯米般粘性。糊不能搞得太稠太薄，盛满一碗手托着碗底，口贴着碗边稍稍用力，糊就吸到嘴里，心里即刻就暖暖的。如果觉得味淡，餐桌上有的是腌萝卜，咸白菜相佐，倘若再炒一碗蒜叶萝卜丝那就是美味了，吃得嘴角上沾着的糊抠也抠不干净。到深秋时母亲将山芋修掉皮切成片，掺入锅里，甜甜的香香的，我总是吃得肚皮胀胀的。哥哥和弟弟却不喜欢吃这六谷糊，记得有天放学回来他们跑进锅屋揭开锅盖，一见又是半锅黄灿灿的六谷糊，两人也不说什么，翘着嘴，闷着气，你一碗，我一碗的竟将一家人的晚餐吃得精光。
其实母亲大多数时间都会搞满一锅糊的。人吃了，还要盛一碗倒入钵子里加点糠拌匀给鸡啄；盛两碗放在小亮桶里，那里有淘米洗碗水，捏捏碎再掺点菜叶，撒点糠就是猪食了。家畜也是家里的一分子，是家里的零用钱乃至春上买回销粮的经济来源，每家都是这样。母亲骂它们的口气有时候和骂我们的口气是一样的。
三四月的日子里万物都在复苏，大人们在给庄稼除草追肥，只望秋天有个好收成。但大人们的辛勤苦累似乎都是空劳，家里的坛坛罐罐经不住岁月的掏舀，空荡荡地盛满着空气。父亲揣着小书（粮食供应本）挑着稻箩，去镇东边的粮站去买返销粮。有关系的开后门能买到白花花的大米，没关系的买的是陈年的稻谷，还要搭配几十斤有点霉斑的山芋片。
这个时节母亲每天都要起早升起煤炉，扇子“叭叭”的拍摇下白中带黄的浓烟夹着硫磺味远远就呛着人的喉咙。烟散尽的时候，大铝锅被架在煤炉上，淡蓝色的火呼呼地要燃化铝锅一样，一点点的米粒在水里翻上沉下。好像用柴火灶会闷不烂那焦黄的糙米，但吃饭时感觉依旧水是水，米是米的。菜地里蔬菜也是青黄不接，春天的菜开花了，夏天的菜才刚刚发青。桌上的咸萝卜条挟一筷子放在碗里立刻就不见了，像石沉大海般。
读小学时的有年初春，父亲让哥哥带我们弟兄几个去江南（贵池市墩上乡）的二爹爹（父亲的叔叔）家去，那里有山有水，山脚下的土地和我们江北不一样，都是有着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田埂围成的稻田。吃的米饭亮晶晶，香喷喷的。两位长辈饭量不大，煮的饭不多，我们好像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米饭，桌上的菜没怎么动筷子，锅里已空了，二奶心疼我们没吃饱，端出小罐，将平时存放的又黄又厚的锅巴掏出来，还拿出盛着红糖的罐头瓶。
二爹是五几年移居到江南的，听父亲说小爹爹就是那年饿死的。我就觉得二爹一家从从糠箩里跳到米箩里了，也就特别羡慕我的堂弟，他用不着像我们一样喝那难喝的粥，糊了。
江南之行养娇了我的胃，回家时它便对老米粥产生了抵制情绪，每每端起碗脑子里便是亮晶晶的饭粒，粥就喝不下去，似乎有清水从胃里泛出，我便扔下碗筷上学去了。父亲又怜又气就在后面骂我，说这里几代人都这么过下来的，到你头上怎么就受不了？隔壁的大爷也咬着牙说我，有粥不吃，饿上三天让你去喝风。但我的“绝食”终于还是软化了母亲，每顿给我煨半茶缸米饭，虽然是糙米。这让哥哥弟弟一直有了说母亲偏心的证据，直到现在他们仍旧还笑我“吃米头子，养活猴子。”
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追求好“吃”的还是人最原始的追求。老家人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吃过了吗”？哪怕是过了吃饭的时间。只是我当时没想母亲为了煨那半茶缸饭花了多少心思？
八一年的春末，隔壁大爷听说后面的普济圩农场某处要芦席。虽然到了午饭时间，他嫌大娘端上的一大品碗粥太烫，又怕别人收满不要了白跑一趟，风风火火地挑走了四十张（二百多斤）席子。回来时脸色苍白，虚汗淋漓，怀里揣的二十多元卖席钱还没来得及掏出交给大娘，人就倒在床上。大爷有肺病，出了大汗又受了风凉，这一倒下就永远没有爬起来。大爷走时才四十来岁，丢下大娘和七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放学还未进村我就听到大娘撕心裂肺地嚎哭声，有点懂事的我扔下书包便慌忙去桑园场喊回了父亲和在大队种子场当技术员的叔叔。
在大爷家里我看到一碗粥还在堂屋的大桌子上，没见到筷子，碗的沿口有几个黑点，应该是苍蝇。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家分到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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