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之《学术的进展》【下】
与科学一样，政府也遭受着缺乏哲学的苦恼。
哲学与科学间的关系就像政治家与政治的关系:行动应由全部的知识和全局式的观点来指导，应反对盲目性和谋取私利。
如同一旦脱离了人们的实际需求和现实生活，对知识的追求就会变成经院哲学一样，脱离了科学和哲学的政治诉求也将变成毁灭性的喧嚣。
“将身体托付给经验主义者是错误的，他们通常只依据少数几个处方，而对疾病的缘由、病人的身体状况、意外的危险性以及真正有效的诊疗方法一无所知。同样的道理，将一个国家交给经验主义政治家一定是危险的，除非他们能与其他有识之士结合在一起……尽管听上去似乎在偏袒自己的职业，他仍旧说道:‘当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国家就会兴盛。’而这早已被经验证实，史上那些国盛民安的时代都出现在富有智慧和学识的君主统治之时。”
他使我们想起了图密善之后、康茂德之前统治罗马的几位伟大君王。
于是，培根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升华了自己的爱好，将它作为拯救人类的要诀提出。
然而他也比柏拉图(这个区别宣告了近代的到来)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专门学科的必要性，以及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员队伍的必要性。任何一个心灵，包括培根在内，都不可能胜任覆盖全部领域的工作，尽管他可能是站在奥林匹斯山顶向下俯瞰。
他时时刻刻明白自己需要帮助，并且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事业有如独临山巅般孤立无援。
“你在工作中有着怎样的同事?”他问一位朋友。“对我而言,是处在绝对的孤独中。”
他梦想着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科学家互相协调，不断沟通与合作，并在一个专门性组织的指引下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
“想一想，如果人人富有闲暇，通过劳动组织和世代相传联合在一起，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期待的呢?这不是一条一次只允许一人通过的道路(好似推理的过程),而是需要人类的全部劳动(经验的收集尤其如此)，在付出各自最大限度的努力之后，再进行收获、调配和结合的过程。因为只有在那时，人们才真正开始知道他们各自的长处。不再是一大伙人做着同样的事情，取而代之的是这个人负责这件事，另一个人负责另一件事。”
作为知识的统一体，科学本身必须体现组织性。
这个组织必须是国际性的，它能够跨越国际自由流转，让欧洲在知识上结成一体。
“我发现的第二个不足是大学之间鲜有共鸣或书信往来，就全欧洲而言如此,即便是同一个国家或王国之内也是如此。”
因此，应让这些大学分担不同的学科和问题，并在研究和出版领域互相合作。
如此规划和关联之后的大学就配得上皇家的支持了，它们就能够成为乌托邦中统治全世界的公正不阿的学术中心了。
此时的培根注意到,“不论是科学领域,还是艺术方面,大学讲师所获的薪金都极其微薄”;他认为这一状况只能绵延下去,直到政府接管教育事业。
“古代及盛世的文人志士始终在抱怨，政府过多地忙于法律,而疏忽了教育。”
所以，他的远大梦想便是科学实现社会化,用以征服自然，扩展人力。
于是他求助于詹姆士一世;知道他的君王爱听奉承，便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将他捧上了天。
詹姆士既是君王也是个学者，自豪于自己的文笔甚至超过权杖和宝剑;从这样一位博学文雅的国王身上或许可以期待些什么。
培根告诉詹姆士，他草拟的这些方案是真正的“帝王之业”一——“对此，个人的努力就好比站在路口的雕像，指明了道路却迈不开步伐。”
这样一种皇家规模的事业自然要花费不少，但是，“就像君主和国家的大臣和密探为获取情报要送来清单一样，如果您不想错过世上许许多多有价值的信息，那么就必须允许大自然的密探和情报员送来他们的清单。如果说亚历山大大帝能够给予亚里士多德大量的财富用以资助狩猎人、捕禽人、渔人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人，那么现在这些为您揭示自然秘密的人则需要更多的捐助”。
之后，有了皇室的资助，“伟大的复兴”便能够在几年内完成;否则，这项事业将需要耗费几代人的功夫。
培根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他对人类征服自然持有坚如磐石的信念:
“我拿一切做赌注，担保人定胜天。”
人们已经做到的“只不过是他们对应该做的事情的一种热情”。
可是，如此大的希望信心从何而来?难道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人们没有在寻求真理、没有在科学的道路上探索前进吗?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仅结出了如此有限的果子，难道我们还要对如今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报以希冀吗?-——是的，培根答道:如果人们过去使用的方法都是错误或无效的呢?如果人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迷失了，探索一直在旁支小道上挣扎呢?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科学和逻辑体系中，对研究和思维的方式方法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我们需要一种新工具，它比亚里士多德的更好，更适合这个更广大的世界。
于是，培根向我们奉献出他最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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