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一）

近日读王锐老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深感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降，在面对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时，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是如何面对中国的出路何在与古今东西之争这两个问题的？虽然晚清以来，“开眼看世界”已成风潮，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代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渠道向国人介绍西方与西学，但真正能做到客观公正的，屈指可数。绝大多数人对西方的观察，得到的都是极度扭曲的结果。究其根源，在于大多数人对西方和西学的了解，十分片面，充满着自我美化的想象。另外，他们看到的世界，基本建立在信息十分缺失的基础上，而且，大多被西方知识和意识形态宣传洗脑，只能看到西方想让他们看到的“世界”。

可以通过对同样游历过欧洲的同时代的两人：王韬（1828-1897）和郭嵩焘（1818-1891）“开眼看世界”所得结论，来看看甲午战争前，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中西之争的认识。

王韬是晚清第一批报人，曾实地去过欧洲考察游历。对比当时大多数只能通过传教士论著来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他的观点无疑更客观。

与大多数当时的读书人不同的是，王韬“开眼看世界”，首先是从中国自身的立场出发，以思考列强行动逻辑为主，而非是后者的宣传口号在神州大地的传声筒，这使得王韬的观察具有极强的独立思考特征。

王韬认为，中国要掌握变革的主动权，要根据自身的状况和需要来寻求变革。他看透了近代西方列强的一些本质特征，提醒国人，不要对资本主义国家抱有文化上或感情上的幻想，对方也不会因为在行为方式上与之相似而增进对自己的好感。王韬认为中国在对外交涉时不要轻信各种条约，不要指望它能带来持久的和平与安定。

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臣郭嵩焘，对列强的看法则显得过于天真。郭嵩焘认为，中国与列强打交道，“尤须以理折之”，即与之讲道理。且不说他所遵循的道理，是程朱理学之道，跟西方列强讲这种道理，未免鸡同鸭讲，身为外交官，他无视国家交往基于国家实力的事实。他的外交思维和行为方式，在今天看来，毫无可取之处。

以谭嗣同（1865-1898）为代表的一批甲午战争前后崭露头角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则是极度扭曲想象下的产物。谭嗣同甚至认为甲午之战“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于多杀”，将日军视为“仁义之师”，“无取于多杀”。梁启超晚年回忆“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身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当时西方炮制的“文明等级论”，鼓吹的“西方中心论”，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影响巨大，“言必称希腊”，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归入落后、愚昧之列，故“对内厌弃之情日烈”。

今天，我们必须检讨当时知识分子的哪些言说可以作为一份思想遗产被传承发扬，哪些言说只是在一种特定时刻产生的认识偏差，必须抛弃。这才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意义所在，如何通过研究百年前的中国思想史变迁过程，来思考和分析当前的世界与中国局势，也是我们读者所应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