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立，对如何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大多数政治人物不是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与基本矛盾出发，却从各种域外学说寻找答案。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意见分歧，正是因各自汲取了不同的西学资源，且这种汲取在广度、深度与准确度上都十分有限。
1921年末至1922年初，鲁迅在《晨报副刊》连载小说《阿Q正传》，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基本特征。阿Q的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恰恰证明了当时革命党人宣传的革命理念，并未对底层民众产生任何影响。革命只是在意识形态上换个说辞，并未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新政权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仍是旧时代的官僚士绅，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没有丝毫改变。
作为革命的旁观者，冯友兰回忆“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所谓官权与绅权的斗争，正是表现了当时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可谓一语中的，说清了辛亥革命为何最终失败的原因。
面对当时纷乱的时局，康有为与梁启超也提出了自己的“国权”论，两人都看到了民初中国处于内部涣散，外部强敌虎视的险境，因而他们都认为应加强中央权力，认为平民参政只会导致暴力革命，造成社会失序。但他们的设想“国权”，是建立在士绅统治的基础上，将希望寄托在所谓的“精英”身上，确切说，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这无异于空想。
民初的政治局面让许多知识分子深感失望，进而产生严重的政治幻灭。陈独秀发表于1914年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极度消极，甚至全盘否定清末以来的爱国主义和救亡图存运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之于陈独秀，给他提供了不少批判中国现实的“炮弹”，而作为陈独秀分析中国政治状况所进行对照的“西方”，却基本是陈独秀对西方的想象。因此，他对中国现状感到绝望时，很难从感知与学理层面抗拒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于是产生了类似“殖民有理”的论调。陈独秀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前的这种论调，完全没任何学理上的依据，恰是其当时政治尚不成熟的证据。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对现代中国带来重大影响的新文化运动正式展开。新文化运动首先从文学开始。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启白话文运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直接将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提升到革命与被革命的高度。但如此评价中国古文，对整个文教体系的伤害十分深远。一旦切断了人们与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那么各种政治与文化虚无主义将会慢慢流行开来。更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衰颓原因在于文化，首罪更在于汉字。因此，废除汉字之声甚嚣尘上。这种主张，无疑出于当时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一种幼稚且狂热的想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关于社会、、思想、文化、个人等问题的讨论，源于对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之反思。因此，思考新文化运动，不能忽视当时参与者对国家问题的强烈关注，而非用一种反国家、去政治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忽视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类议题之间的内存联系。时人的意见，与其说是根植于个人的观察与思考，不如说是汲取了不同的西学资源。今天反思新文化运动，必须了解其提倡者在思考中西文化问题时的一些基本逻辑与特征，以史为鉴。
新文化运动期间对礼教的全面批判与否定，在当时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意义，不少人从批判礼教出发，进一步检讨、反思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从而形成了一个认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与中国大多数民众真实生活状况的契机，现代中国新的政治力量也由此而生。但从今天来看，以礼教为表现形式的中国传统秩序不应继续被简单否定，我们应思考其创造转化的可能性。
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中国问题时，把分析问题的角度扩大到全球的角度，他们认识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将世界与中国联系起来考虑。典型代表即毛泽东与其同志创立的新民学会及其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文化运动中所形成的“放眼世界”之风气，在这份刊物里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知识分子打开了救亡图存的新道路，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极大，李大钊是最早向中国介绍俄国革命的人。马克思主义使李大钊认识到，中国救亡的希望在于被动员起来的广大工人与农民。
通过观察一战中的欧洲，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在反思参战各国所象征的那种政治逻辑是否还具有合理性，象征着19世纪文明的资本主义体制，渐渐被人们重新加以审视，与之相连带的，便是探索一种新政治、新文明诞生在中国的可能性。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为何十月革命能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
中国在巴黎和会中所遭受的待遇，国内外的政治现实让陈独秀终于发现“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认识到政治的关键之处在于“大家吃饭要紧”，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陈独秀一直以来思考国家问题的视角，从“吃饭问题”入手，便可具体的分析列强借以压迫中国的方法与动机，以及中国国内的纷争难道仅仅是思想先进或落后吗？这种纷争背后是否凸显出政治与经济的严重不平等？
一般认为，陈独秀1920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是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后的代表作。文中，陈独秀认为，国家问题解决的唯一办法，“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如何在战争中锻造新政治、新政党、新人、新文化，便成为陈独秀说这番话之后，理解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主要切入点。
晚清以来，中国日渐被卷入由近代东西列强帝国主义扩张所形塑的世界体系，思考中国问题必须同时思考同一时期的欧洲与全球问题，以辨别中国在全球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单纯地从中国自身历史轴线上思考中国问题已不复可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日渐流行，给予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分析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全球视野”。
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让中国人能够将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综合起来分析问题，进而形成一种广阔的世界视野，探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受侵略的原因，剥除列强为美化侵略行为而制造的意识形态说辞。正由于马克思列宁能向人们揭示现代中国的各方面症结及其解决之道，并且许多观点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日常所感知到的时代特征，因此获得了极高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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