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要了解辛亥革命的性质，就必须了解革命前十年间，主要的革命党人的思想行为。首先当然要了解革命前孙中山的思想发展过程。
孙中山（1866-1925）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曾干谒李鸿章，但未获后者接见。清廷腐朽堕落及甲午战争惨败的现状，使孙中山对清廷彻底失望，转而走上了以推翻清廷为目标的革命道路。他以“夷夏之辨”与法国大革命以来风行欧洲的民主主义风潮相结合，希望建立一个符合西方价值观标准的政权，以此获得西方列强的支持。而这种借助西方列强来达到政治目标的思想，几乎伴随了孙中山的一生。很难说孙中山的这种想法，是否出于其对西方（包括日本）列强政治与文化上自我美化的想象。孙中山长期希望日本帮助自己的革命事业，甚至屡次口头答应对日进行政治和经济上“让利”。这种行为，无疑会授人以柄，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极大损害。
另外，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夷狄入中华”、“非我族类”之类的理念，在当时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背景下，无助于维护中国版图的完整，破坏了中国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主权，无助于实现国内政治整合，并且对形成符合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民族理论造成不小的障碍与误区。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救亡图存，如何维护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则是救亡图存的最主要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革命党人的宣传方式及其理念，显然是不值得提倡的，今天更应彻底抛弃。
清末的其他先进知识分子对未来中国的社会制度也有其论述。刘师培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入观察，对西方社会的矛盾与冲突的思考之结果，猛烈抨击清末甚嚣尘上的立宪之声，“故代议政体，为世界万恶之源。谓为平民之敌，非虚语也”。因为他看到了代议制在西方国家中所产生的弊端，认为中国应致力于探索能够让大多数人共享其利的政治与经济体制。
章太炎（1869-1936）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家，也是活跃的政治人物，学贯中西。他认为中国的发展，不能处处模仿西方，而应以本国历史与现状为根据。据此，他批评将西方政经体制视为普世真理的严复，基于对西方议会制渊源与发展脉络地深入研究，他与刘师培一样，坚决反对当时呼声甚高的代议制，强调制度的建设应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符。这在奉西方政体为圭臬的清末，尤难能可贵。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对中国应走向何处也有自己的看法。康有为认为当下世界是“万国竞争，弱国日被剪灭……竞争之世优胜劣汰，万无中立之理”。对中国如何在竞争中生存，康有为提出了“物质救国论”，主张施行地方自治，赋予地方精英更多的权力，使他们能为工业发展做贡献。在中央层面通过集权来提高国家基础能力，在地方施行自治以联合地方精英的体制，就是康有为眼里最适合发展“物质”，最适合在此“万国竞争”之世生存的政治体制，而他所提的“物质”，基本等同于制造业、军工业及与之配套的制度设计和人才培养体系，这其实就是清末风行一时的“实业救国论”。
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灭国新法论》，提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扩张将造成象中国这样“商权、工权、政权”处于支离破碎状态下的地区进一步沦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牺牲品，此外，他还指出了近代列强扩张的场景，中国处于主权不断沦丧的危险状态，这对于大多数对世界现状知之甚少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十分深刻且必要的政治启蒙。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运用各种形式提倡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且将历史学作为宣传民族主义的重要手段。但他本人深受西方“文明等级论”影响，将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自觉或不自觉地异化为中国“落后”，而且将西方学者根据极为有限的资料做出的对中国的判断，作为评判中国历史的理论基础，因此他对中国的历史基本是一种否定的态度。所以，他所鼓吹的“新史学”，完全可能得出与他想提倡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完全相反的结果。在当代历史虚无主义和逆向民族主义一度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反思梁启超当时的“新史学”，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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