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叫《反对阐释》,当然她不是要反对所有阐释,而是反对过度阐释。
对事物的阐释是人类的本能,人们拥有揭露事物“深刻”本质的喜好。譬如,我们总喜欢谈论“国民性”、“劣根性”问题,遇到社会热点问题时信手拈来;当我们谈论时事问题时,也同样喜欢拿体制开刀,体制批判是一把万能钥匙。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则会喜欢制造概念与符号,眼花缭乱,也同样属于过度阐释;我们谈论90后的一些行为时,同样喜欢贴标签。
过度阐释很好地反映了人类有简化事物的冲动,之所以需要简化,一是因为降低思考成本,贴标签便是这种行为,我们总是不习惯于认真考察一个事物的本来面目,降低思考成本与筛选成本当然对自己是“有利”的,这符合理性经济人的特性。二是因为过度阐释显得深刻。对事物本质的归类是人类的本能,科学界、哲学界都有追寻事物本质的倾向,总会用精炼的公式、格言式的语句来达到审美效果。而不恰当的本质归类,则缺乏天才们那种洞穿事物本质的特点。过度阐释中的深刻性展示的并不是深刻,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肤浅。比如,我们提到“国民性”、“劣根性”,这种文化因素的归类概念具有极大的不精确性,甚至有些使用者自己都不能解释清楚什么是国民性与劣根性,但谈论起来逼格一下就“高”了;又比如,时事评论的批判体制万能钥匙,一有负面时事新闻便首先归咎于体制,当然大环境下每个人都受制于体制,但一件事情可能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不妨还原一下事情的本来面目再做评判。
过度阐释试图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来概括本质,但很多时候确实徒劳的,它忽略了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给人呈现一种简单快捷的答案,表面上是在解释事物,却用解释和意义的阐述替代了原有的事物与文本,结果就是只见阐释不见本质,只见阐释不见原本,它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扼杀了真正的自由思考。
这种对深刻的追求根本上源于对意义与原因的追求。人作为一种超越了生物性的动物,总是不满足于物质层面的,马斯洛的“五大需求”中大部分是关于精神性的需求,意义的丧失意味着存在的荒诞,因此,很多时候,必须赋予事物意义;第二,人是因果性的动物,当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往往不愿意接受它是无缘无故的。如果说,对意义的追求是对结果的肯定,那么对原因的追求则是对事物初始来源的偏好。而据此也产生了过度阐释的两种形式,一种是过度的原因解释,一种是过度的意义解释。不恰当的无限归因属于第一种,比如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中国的今天是老祖宗造就的;眼花缭乱的意义阐释属于第二种,比如,一些玩概念的经常喜欢用“标杆”、“试金石”、“分水岭”来强调意义。过度的原因解释属于想后看的,过度的意义阐释属于向前看的,一个属于过去时,一个属于未来时。但它们都脱离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与真正的因果关系,本质上都是对逻辑与因果关系的背叛。
如果过度阐释以科学的面目出现,那么可能危害更大。比如弗洛伊德的学说,他很好地满足了人们简单归因的倾向,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固然是一大贡献,但过度强调童年影响,甚至将很多奇奇怪怪的梦归于性,这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背叛。之所以要提到心理学,是因为这门学科是以科学的形式出现的,有相当的专业性,如今的心理学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已然成为一门显学。心理学发展到今天早已超越了弗洛伊德的时代,但还是经常看到一些文章借用弗洛伊德来过度阐释。因此,过度阐释于是变成了简单的说教,只有符号没有思考,过度阐释者也借此完成了对原因与意义的构建。
那么,过度阐释与正常阐释的边界在哪?坦白说,还真没有明确的客观边界,因为不同的人由于阅历的深浅、思考的深度不同,可能有一些一针见血的阐释在另一些看来属于过度阐释,与其去划分边界,还真的不如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很多时候去除信息的不对称,还原真相,纷争可能不会那么多。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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