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对立各不相让，但是人们很难指出他们在个人私德上有什么明显瑕疵，或者互相之间有落井下石，互相陷害的痕迹，这就是说，他们保全了自己的文化人格，都算是君子。
他们两人年岁相仿，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而且在王安石去世后五个月也去世了。两个文化巨星兼政治巨星几乎同时陨落的年份是1086年，王安石去世时，司马光已经病重，他对王安石的去世极其悲痛，命令必须厚葬之。可以肯定，如果事情颠倒过来，王安石得到了司马迁的噩耗也一定会如此，悲痛下令厚葬。
他们中间还夹杂着另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苏东坡。
苏东坡比他们小十几岁，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这也成了其他一些官僚迫害他的理由。但王安石没有参与迫害，反而希望皇帝保护苏东坡。后来司马光当政时，废除了王安石新法，苏东坡又当面与司马光辩论，苏东坡觉得他们俩都有偏差，又都有长处，当然，总的说来，他的观点更靠近司马光。
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乡居的地方与苏东坡见面，他不仅亲自骑驴到码头迎接苏东坡，而且两人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在苏东坡眼里，这个骑驴来迎接自己的长辈是一代宰相、文坛泰斗，而在王安石眼里，这个反对过自己的中年人是旷世天才，两人一起游了南京中山，苏东坡写了一首《记游诗》王安石看了就说，我一生写诗也写不出这么好的句子。
临别两人还相约买地比邻而居，苏东坡又写诗了，“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意思是早十年能追随王安石就好了。
其实两人都谦虚了。就诗词整体水平而言，当然苏东坡高很多，但那天在中山游玩时写的两句却很随意，王安石说自己终身不及就太客气了，你看王安石这两句写得多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文化上的最高掌握行政上的最高，虽然处处体现出完整的文化逻辑和君子风范，但确实还存在不少根本性弊病。
首先，这样的文化大师虽然主张明确，说一不二，但要做成事情还必须依赖庞大的行政架构。苏东坡开始反对王安石变法，就是因为在基层社会目睹了青苗法在执行时弄虚作假、谋取私利的事实，苏东坡看到的只是一个小角，在整个国家，这样的弊端必定数不胜数，因此再好的主张也会走向反面。
其次，文化大师亲自执掌行政最高权力虽很风光却是孤家寡人，他们以前的文友一般都没有行政能力，而原来行政架构中，立即表态支持的大多是小人。这样的小人用起来特别顺手，因此实际操作权力大半落到了这样的人物身上。为了让主人舒心，他们执行起来一定雷厉风行，不留余地。但是如果皇帝的态度有变，最早反咬一口的也必然是他们。
正因为以上这两大弊病，文化大师闯入政坛执掌最高权力实在让人担心，这是两种不同人格和诉求所产生的巨大偏差，因此必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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