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我们全家跟随父亲从部队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当时我小学四年级。在农村上完初中之后，高中没上成，那时候上高中需要大队推荐，并且有名额限制，因为我家“成份”不好，又是外来户，所以大队不推荐我，也在预料之中。我只好在生产队里跟着干农活挣公分儿，当时我只有十五岁，老队长看我身体瘦弱，干活没有力气，很是怜恤我，就把当时的“赤脚医生”名额给了我，想起来至今仍感恩于他。
没想到，在我当了三年的“赤脚医生”之后，竟然有一天，我能够穿上鞋，成了一名正式的医院职工。所谓“赤脚医生”，指的是没经过国家教育机构正式培训，没有国家编制，仍然是农村户口，在生产队里拿公分，不脱离农业劳动的医务工作者。
在我们全家下放农村的第八年，“文革”宣布结束，部队派人下来落实政策，给我父亲在当地安排了工作，我们全家也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我的“赤脚医生”生涯也随之结束，摇身一变，我又成了“待业青年”。
那是七十年代中期，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当时国家还没恢复高考制度，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除了务农，是没有任何出路可言的。虽然还有参军和上《工农兵大学》两个好机遇，但那极有限的名额，绝不是一般社员的孩子能捞着去的，那只能是大队干部子女的特权。
而“非农业”户口的子女，年满十八岁之后，国家就会给安排工作，当时的政策，是长子长女可以直接安排工作，称为“留身边”，老二以下的，作为“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一段时间之后，再陆续分批的安排工作，也称为“回城”。一旦有了工作，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有了长久的生活保障。
我们全家“农转非”之后，我是家中的长女，年龄也刚好，可以直接安排工作，我成了待业青年，等待劳动部门分配工作。我之所以能够分配到医院工作，还真的要感恩我那段“赤脚医生”经历，是它给了我一个契机。否则，我不可能被分配到医院工作。
关于工作种类，虽然口号喊的是“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但事实上，差别很大。七十年代的流行语是：听诊器、方向盘、杀猪刀子、营业员，说的是这四种工作在当时最吃香，这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完全相符的。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买什么东西都按计划，都要凭票购买。俗活说，县官不如现管，干嘛嘛方便，杀猪刀子属于食品公司，在买肉凭票的年月，卖肉的自然是吃肉方便些；营业员能买到“内部处理”的紧缺物质，还有什么“出口转内销”的东西；那时候的司机都是给公家开车，既能捎带着拉点外快还能帮别人捎东西落个人情。说到“听诊器”的优势，六十岁以上的人，谁没有过托人买青霉素的记忆？当时，青霉素是最好的消炎药，但也最紧缺，因为青霉素是由麦子生产的，那时候，人都吃不饱，所以青霉素的产量是非常少的，在医院里青霉素的用量，每天都是按指标发给值班大夫，40万或80万单位一只的青霉素，一个值班大夫一天只有几只的权限，所以，不是太重的病人，一般是不给开青霉素的。那时节，如果谁家有病人，必须医院里有熟人，才能够买到青霉素。
我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国家正在大力扶持培养，是为了发展农村卫生事业，我们公社卫生院担负起培训任务，先后举办了培训班和卫校，我都参加了，在医院实习期间，由于我工作积极、手脚勤快，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很喜欢我，有时候过年过节护士缺人手了，我便自告奋勇的来顶班，那时候我正年少，热情似火，一方面是热爱医疗工作，另一方面也为了能和好姐妹天天在一起。所以在医院里，从院长到职工跟我都很熟悉。
后来，我在家待业期间，由于没事可做，又正是年少爱玩的年龄，在家里也蹲不住，我仍时常去医院玩，那里有我“赤脚医生”的姐妹，还有几位趣味儿相投的护士姐姐，另外也是因为我家离医院很近，抬脚就到了。
一天，在医院遇到老院长，他知道我正在待业，便问我是否愿意来医院工作，他说今年医院有两个分配名额，一般首先考虑本院职工子女，恰巧，今年医院职工子女中，只有一名待业的，还有一个空缺名额，我一听连声说愿意。医院本来是专业技术要求很高的单位，像这种直接分配的形式也就只限于那几年，到了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没有文凭，是根本进不了医院的。
我想，老院长之所以认可我，是源于那次我们一起成功的抢救过一个重病号，给他留下过好印象。那是春节期间，家住外地的医生们都回家过年了，老院长亲自在病房值班，连续几天几夜。当时护士也缺乏人手，我又热情大发，跟着一起顶班，反正离家近，照样能回家吃年饭。大年初一那天，来了一个重病号，在参加抢救的过程中，由于我动作利落，技术熟练，赢得了时间，事后曾得到过院长的表扬。
我知道院长所说的那个待业的职工子女，就是我的好友于晓晴，她父母都是医院职工，她家就住在医院的职工宿舍。
我是在医院学习的时候认识晓晴的，她初中毕业后没上高中，也是为了能够及早工作。由于她早已确定要在医院工作，所以待业期间，她就跟着我们“赤脚医生”的培训班上课，一起学习。晓晴有着与一般女孩不同的性情，第一次见到她，我就被她身上的某种气质所吸引，我俩很快成了好朋友，在此后的几年里，我俩一直朝夕相处，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她是我青春时代最要好的伙伴，更是我一生当中最值得珍视的朋友。关于晓晴的身世以及我俩的友情，我会在以后的文字里专门叙述。
之后，老院长去县卫生局报上了我和晓晴的名字，我们老院长可谓是德高望重，他的工作业绩和技术水平，在全县卫生系统内是数得着的，所以，他在卫生局说句话，有一定的分量。就在1976底，我和晓晴被一起分配到公社卫生院，成为医院的正式职工，我从此端上了“铁饭碗”。我们医院是县分院，属于国营单位，我这个曾经的“赤脚医生”，就这样穿上了鞋。
下放农村对我来说，虽然是一段苦难的经历，但也丰富了我人生的阅历，更让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感恩所有的经历！
感恩所有的遇见！
我的赤脚医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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