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情绪和消极人格特征具有很强的生物学局限性,临床医生如果选用治标的方法,充其量也只能让患者生活在他们天生的抑郁、焦虑和愤怒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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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亚伯拉罕·林肯和温斯顿·丘吉尔,他们都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但都是高功能抑郁症患者,能很好地应对自己的“黑狗”(black dog)和自杀意念(1841年1月,林肯差点自杀了)。即使在极度抑郁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很好地应对自如。
因此,鉴于人类疾病遗传的顽固性,临床心理学需要发展一种教人“应对”的心理学。我们需要告诉病人:“看,事实是,无论我们在治疗上有多成功,你还是会在许多个早晨醒来时感到沮丧,认为生活毫无希望。你的任务不仅是与这些情绪作斗争,而且还要英勇地生活,即使在非常悲伤的时候,也能运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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