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来到这个世界，需要流眼泪的地方实在是多，就没必要再被赚取了。
中国古代文化关于人本位的精髓，有两个，一个是生逢其时，二，就是死得其所。生，虽然很重要，在这样一个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诸多分析上，生在皇家与生在庶民，生于贵地或生于乡野，最终的命运看似有一些天壤之别，实际上，历史是左右手的关系，一手拿起来，是为生，一手无奈放下，成为死。朝野更替与频繁的战乱，所谓的贵族与平民，总会在一个变迁时代来回交替，没有什么世袭，也没有西方文明如英国王室那样世袭的贵族皇家传统。因而，一切都是粗糙的在人的社会属性上的成为某种狡诈，这种狡诈与生存密切相关。活着不易，在今天看来，仍然成为庶民的主题。庄子在他的《齐物论》里很缜密地谈论了"我"这个问题，他说'彼我",我因何存在？在自然的范畴里，是天性、天然的必然存在，看似形而上，从这个天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之平等的鲜明思想，自由与平等，实则是庄子最重要的思想内核。后来的世界为何变了呢？不言自明，生尔专道，在一种丛林社会的统治观念演绎下，胜者为王败者寇。没有一个时代，真正是为大多数人逢时的，我们一切都需要变化，变化中求生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纲要上，是一个善变的民族文化，至于变来变去，何人能够生逢其时？并没有人能够圆满。所以，庄子在死的问题上，也做足了功课，他说死得其所，随后的孟子加深了他的论点。变，总要有一个大成的哲学观念为向导，但我们自身没有，所以，中国人一旦生不逢时，就会在死亡的问题上做些学问，怎么个死法，在殡葬风俗上比起西方文明要复杂的多，西方在500多年因为基督新教的影响，转而火葬。而我们在近60年才开始实行火葬，土葬对于中国人是死得其所最终的归宿，庄子讲：“归于尘土，恰如生亡”，生生息息，不死不亡，生的时候善待生命，如同善待死亡。死得其所，这个“所”是一种天地能够贯通、能够昭然的抵达，也是诗意的抵达，善待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善待我自己的生命，由此，天下无论贵族与庶民都会有一个“知其所”，知道自己应该如何生，如何在这个世界里好好生存。这样的文化，在春秋时，已经深刻表达了人与世界的真正关系。“所”，乃一个有道的环境，彼我的形成，就在于每一个人的心灵特征从生的状态开始，大都一样的，由于有神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占据着重要位置，所以，死亡，等同于再生，因而，古人把坟墓做的非常完善，做的很华贵，就是为何中国古墓比起西方人要多得多。丰厚的下葬，等待来生，就是最好的死得其所，如果能够丰厚，那么，所以生，同样有着生逢其时的意味。生死之间，有一条无状的思维方式，在左右着一个社会的存在。
看了几篇关于《我不是药神》的影评后，就决定不再去看了。满目沧桑的世界，到处都是眼泪的话，多我一个不论为奇。我们经常被少有的感动，撕裂着本可以清晰的判断，当一种无奈感紧紧撕裂着心灵的空明时分，眼泪的分量实在轻，眼泪，从没有改变过中国人的命运。当悲悯已经转为憎恨的时候，悲怆，所能够记载眼泪价值的所有成分，还是一种重复，在这样的医药医疗环境的体制下，如果真的用同情与怜悯的眼泪来赚取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种进步，那么，会有更多的社会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实际上，你走进医院，在医院住上一个月，那些的发生，更会让你满目苍凉，放弃治疗，在生死面前，手足无措，无奈地再也付不起医药费，被医院赶出，等待天定的死亡，每一天都在发生着。怨谁呢？所以，还是庄子的“彼我”。
如果不违心看待问题，这个时代，并非“其所”的空间。当你买的房子只有70年产权，到了那个时候会是谁的，还是未知，当你的存款在银行里某一天突然消失，没有人会对你很可能毕生积蓄的财产负责，当某一天你的工作被莫名地轮换掉，当你还在为晚年忧心忡忡地谋划养老的时候，突然有了养老金需要下调的风声鹊起，一旦有一天社会的和谐力，就如同医院里的医生与患者的矛盾无可调和的时候，下一代的生存遭遇瓶颈，这一切一切的发生，在仓促的变化而至，社会属性在分裂消解，人们在企图用个体化的存在，做有限的挣扎，就不止是一片进口高价药救命的问题，凡此种种带来的更为深层的社会矛盾，在被压抑间，积攒的能量，总需要在一个临界点爆发。这是流眼泪能够解决的吗？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地下层手记》里，流着眼泪说，眼泪是罪恶的帮凶。
我们为何把老子与庄子匆忙地忘掉而无知解构，对于虚无的解释，几乎合理地反映着当下的生存现实，西方的哲学拿来应用后，仍然水土不服而莫名所以，极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西方文明的深层要义。民主与自由的确离我们很远，即便在核心观上有此一笔，但在社会的作用力上是多么的薄弱，所以，我不在提及。需要再次申论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仍然是生死，都是有其所的，并在更为深刻的伦理上，让每一个人不在死亡面前，狼狈的难堪。
孔子先生去见老子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问老聘：先生，死为何？老子大笑，略带嘲讽地揶揄孔子道：“不知生，焉知死？”，孔子，也就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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