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如：我命由我不由人——儒者不告诉你的墨家非乐

顾如：我命由我不由人——儒者不告诉你的墨家非乐

当今各种解读对墨家非乐存在认识不足。对儒家礼乐的危害也存在认识不足。

没错，墨家《非乐》篇从亏夺百姓农时和财富角度批评儒家之乐。然而《十策》诸篇皆游说词的模板，是从墨学中开出的针对当时的要务。作为游说词就难免意犹未尽。像当时的政治正确，儒家提出的君臣父子，墨家就没有正面批驳。只是别出枢机将之修正为：君父、臣子、民则被推到君王之父母地位（注1）。像儒家的上同主张，墨家将之修正为尚同。称：「故当上同之说，而不可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非乐》篇也是如此，没有正面反对儒家乐教。因为那已经是当时的政治正确。墨家提出亏夺民财批驳之。然而在其他篇目，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其他东西的。本文将补充一些儒家礼乐性质和墨家所作批评内容。指出墨家非乐的真正目的。

一、《三辩·圣王不为乐》竟未提及百姓之困苦

且看下面的《三辩·圣王不为乐》

《三辩》【圣王不为乐】程繁问於子墨子曰：“昔诸侯倦於听治，息於锺鼓之乐；士大夫倦於听治，息於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於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

子墨子曰：“昔者尧舜有第期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於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自作乐，命曰《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生之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目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

程繁曰：“子曰圣王无乐，此亦乐已，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知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

在私下里的辩论中（非游说君王之时），墨子竟不提亏夺民财。而是历数先圣王，归纳出「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目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认为「圣王之命也多寡之」。王命寡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墨子认为好的政权不干涉社会。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于批驳儒者们的几乎所有所谓墨学文章。那些文章全部以墨家像儒家一样主张政权干涉社会为基础论调。那不符合事实。墨家是一个主张「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小取》」的学派。自己做不做得到，都不去干涉别人。这才是墨家。而不是儒家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二、 儒者竟要求校改墨子所作的关键回答

然而，前辈治墨的儒者们全部认为墨子所作回答「圣王之命也多寡之」，应该被校改。如果不明白或者装作不明白儒家之“乐”的性质，那么我们确实不知道墨子在回答“有乐无乐”问题时为什么说「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那么也确实可以认为此处出现了错漏，需要校改。读者可以参考台湾李渔叔或者大陆周才珠的墨子书，这两本分别是两岸的权威注墨书。儒者们往往能够找到墨子书的关键字眼，要求校改之。托墨言儒。墨家《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兼爱》《非攻》诸篇，算是被儒者校改较轻的篇目（注2）。然而由于关键字眼的被校改，和其他篇目被校改严重，同样导致了逻辑链条的缺失。在缺失环节就容易被带入儒家思维。且待顾如一步步替诸位分解，《三辩》这句话不但不应该校改，而且是双方辩论的关键所在。

三、墨子认为儒家乐教是对社会的干涉

先假设墨子认为儒家乐教是干涉了社会。进而思考，为什么墨子认为儒家乐教是干涉了社会呢？《三辩》篇实际上是说了的。「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知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知饥而食”才是智慧。换句话说也就是百姓并不觉得自己缺了乐教，百姓认为不需要对他们进行乐教。他不需要，你给他，那么就是对他的干涉。《大取》亦云：「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欲之，爱其子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你认为他应该需要，想教给他，则是你有爱心的表现。然而他自己不认为需要乐教，你还要教给他就是对他的强制了，是对他不利的。两处都以“百姓自认为不需要”来反对乐教。

其实《非乐》篇也没有完全隐藏了墨家的真正想法。表述墨家真正想法的那几句话被儒者“校改”掉了，所以强光中先生看不到。请看《正统道藏影印版》的原文：

今大锺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鏽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

「今大锺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鏽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此句呼应《非乐》篇起首。该处称赞当时的君王已经不再铸造新的钟鼓。但是保留演奏那些钟鼓仍然是错误的。此句做了推理，那些钟鼓摆在那里，王公大人们必然是要用来演奏的。关键在下一句：「贱人不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原来墨家指出了，当时所谓”乐“是王公大人们教化百姓的一项举措，是治术的一部分！如果百姓不去听那所谓的乐，王公大人们就达不到”治“的目的。

四、儒家乐教的目的是让人们服从统治秩序

这就与儒家对”乐“的阐述相关了。儒家也是这么说的，乐教的目的是让人们服从君王！

先秦只有《荀子》、《礼记》有乐论。乐，在先秦都指向官方（圣王）制作，用于教化百姓的音乐。并非现代的泛指的音乐。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 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声乐皆具，非礼也，是谓乱国”。音、声、乐是三个不同的概念。“音”才是现代所谓音乐，而且不符合礼。“

”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礼记·礼运》“。音乐是驾驭手段。

“ 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有移风易俗效果。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用乐改变人心，教化是乐的目的。也许有人喜欢用”陶冶“一词，那么：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乐教化人。目的是民和睦不流亡，民心齐不生乱，民和睦和心齐，就达到了兵劲城固效果。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同民心、一其行，先秦所谓“乐”的性质如此。

”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教以辩说，则民长贵以忘。教以艺，则野以争。教以技，则民少以吝。教以言，则民訏以寡信。教以事，则民力啬以湎利。教以权谋，则民淫昏，违礼无亲仁“。《楚简·尊德义》。为什么教以乐，则民弗争？

“ 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乐里面携带了儒家伦理。

”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原来乐教的目的与礼教一样，都是要让百姓有尊卑长幼之序。让人们接受统治秩序，如此”民弗争“。

其实子夏说得更为直白。乐教其实就是要训练百姓能够随着钟鼓行列进退：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糅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枪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文中儒家将其他所有音乐都斥之为”音“，而认为用于训练尊卑之序、进旅退旅的所谓圣王之乐才是”乐“。其实我们去孔府看所谓孔府乐舞，也可以看到那哪里是什么音乐、舞蹈。不过是在做军事训练罢了。朱熹整理的”小六舞“，也是一样。

五、荀子为儒家乐教提供的借口

儒家荀子倒是为乐教提供了一个借口：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

原来儒家设乐教，是因为音乐是人们的所需，所以就由官方制作提供给百姓。然而他们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私心在内？他们的私心就是：

”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

简单地说，你有什么需要都由我来提供。塞其耳目口鼻。让你知道利出于我，恐亦出于我。也即”利出一孔“而已！以达至”一民“之效果。

结语：墨家非乐的内在目的是反对儒家的礼乐教化

现在，反过头去，我们应该读懂《三辩》篇墨子的回答了。程繁曰：“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当我们知道先秦儒家所谓“乐”的性质——王之乐教、教令，而且知道先秦墨家也是明白这一点、指出了这一点的。然后我们也就知道《三辩》篇墨子这句话针对的就是乐教的教令性质。墨子回答的有乐无乐，实际是在说有教无教。墨家非乐，内在的目的是非官方教令。这些教令是要通过行为训练，改变民众，使民众服从尊卑统治秩序。前面儒者程繁一直回避儒家“乐”的实质，仅提出圣王为百姓作乐没有什么不好。墨子则不想与他兜圈子，而以「圣王之命也多寡之」指出了儒家“乐”的性质。所以程繁也就无话可说了。墨子认为「圣王之命也多寡之」，好的官府对百姓的干涉必须尽量少。

当我们知道非乐、非命是墨家提出的一对儿的政策。现在又知道非乐是非王命，非命是非伪托的天命。合起来也就是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人！！现在我们再看墨子所说：「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实际意思是什么呢？实际意思是说，邦国里的人们接受了王命和伪托的天命教化，接受了儒家的君臣父子等级统治秩序，接受了他们强加给人们的命运，失去了奋发的动力。就要告诉人们：我命由我，不由人！！

《经下》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42【经】“所存与”者，于“存与”孰存？驷异说。【说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据在者而问室堂，恶可存也？主室堂而问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问所存，一主所存以问存者。

也就是说，目的是“存”他，就该去“问”他。如果不去问他本人，而去问其他人。那么真正被“存”的，就不会是他了。儒家思想就是如此，自称民本，却又要教化百姓。民本的目的是存民，那么应该如何存民就该问百姓，而不是去问君王啊。孟子所作的一个比喻泄露了儒家民本的本质：“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儒墨民本之本，只是把民众当作资本而已。而且儒者们还只是佃农，并非地主。

荀子批墨子：”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而墨家《非乐》篇则指出了，这种所谓的”乐“——官乐，是不符合百姓需要的。百姓不愿意去接受这种乐教。王公大人不逼迫百姓参与，他必然达不到教化百姓的目的。所以他必然会要百姓去接受儒家的乐教。这是违背百姓意愿的。这是墨子所说的「贱人不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有趣的是，儒者们也认为《非乐》篇此处读不通，进行了校改。他们的校改精确得很！墨子愤怒的不单止是平民的血泪。我们不能因为后世儒家扩大了乐概念，而逆推得出先秦之乐也是指音乐。更不能因此曲解贬低墨家之非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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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其实在近期出土的周朝早期《燹公盨》铭文中，已经是民父母。可印证《尚书》所言“为民父母”，正确句读是：为|民父母。民父母是一个词。儒家的君父母是他们的创造。

注2：必须回到《正统道藏·太清部·墨子》影印版，一字不改读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