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继公元前81年桑弘羊和群臣关于盐铁专营的辩论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在朝廷上关于国营化的和专营化的辩论发生在1068年8月份的大宋熙宁元年，这一次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朝廷辩论可谓是一次经典的历史辩论。
宋朝开国100多年，温和的执政策略让工商业和经济得以长期快速发展，但另外一面是财富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贫富差距拉大，权贵和豪强商人控制了大部分土地和国家重要产业，士绅经济模式不断演变。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开放-管制-半衰-崩溃的循环往复中。
每当在这种背景下，都需要一位重量级的理财大师。1607年，宋神宗登基，选择了王安石任副宰相进行变法，王安石（1021-1086年），在初中和小学课本中，经常可以看到王安石的名字，他文采极好，包括苏轼、柳宗元、韩愈等人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提出了想要富国强兵，唯一可以的办法就是采用汉武大帝控制国家重要产业的做法，提出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变革策略。其变革分为三个部分。涵盖了商品、流通和农业等一条龙产业政策：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还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至理名言。
1：均输发
汉武大帝时期的桑弘羊也推出了均输法，就是促进商品的均衡流通，控制物流和价格波动。而王安石的主要目的是让政府控制重要商品的流通权，并设立的专门的运吏衙门。
2：市易法
在均输法推出2年后，王安石推出了市易法，就是政府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设立市易司，负责平价购买，均价销售。这样便打造了从采购、运输、定价、销售一整套国营垄断体系。
3：青苗法
是王安石的独创之举，具体办法就是每年夏秋两季，农民可以到当地政府借贷现钱或者粮食，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是20%，一年可贷款两次。
通过这三项变法，宋朝中央政府垄断了商品流通和农业生产两大领域。短期内实现了政府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但是从长远来看伤害的商人和农民阶层的利益。
除了产业变革外，还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配套变革，设立了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等来掌控宏观经济、国营企业和处理财税事务。并设立了独立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将中央政权力重新归于一人。
变法初期很快效果显现，中央财政税收迅速增加，农业产量也大幅提升，但是也同时其弊端也很快显现，政府权力空前巨大，导致了政府性公司，到处与民争利和与商争利。王安石治理下的宋朝，又进入了一个极端的年代，变法的力度过于凶猛，甚至在当时的首都开封，苹果等水果都要政府统一供销，变法对民众的财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也让商人阶层在财富积累上也缺乏安全感。在变法持续了17年，司马光被下放洛阳15年，成就了著名的经典《资治通鉴》。
1805年，宋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司马光执政，废除新法，王安石于次年郁郁而终，而后4个月，司马光也相继去世。
在王安石变法后50多年里，其女婿蔡京延续了其国有专营制度。而这几十年正是北宋帝国由盛转衰的57年，1127年，北宋的金军攻破首都，掳走徽、钦二宗，史称“靖康之难”。
王安石变革是自汉武大帝以来的最重要的一次经济变革，甚至之后800年里，都没有任何变革与之相提并论，历史对王安石的争议颇多，他具有极强的意志力，在巨大的争议面前也丝毫没有动摇其变革的决心和意志。
王安石变法和管仲、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变法一脉相承，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经济变革，王安石的变革激进程度和王莽颇为相近，他们前后相隔千年，但从创新能力上，王安石变法要高于前一次。在中国历史上的变革，中央集权、大统一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朝一夕，比较成功的包括汉武大帝和桑弘羊的一次变法。历史上的变革在制度建设上不断探索和优化，从秦朝的军爵、郡县制度，到汉初的独尊儒术，到隋唐的科举制度，到了宋代制度上越来越精细，也出现了很多工商业形态，包括产权分离和股份制企业的雏形等。
历经1000多年，中国始终没有找到大统一的并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模式。王安石的这次从变法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和探索，其改革涵盖了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比较完整的配套改革。而与此同时，我们放眼全球，遥远的西方也正在发生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自由城市和自由大学相继出现，1085年，宋神宗驾崩，同年的意大利出现了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城市比萨城，这正是自由城市诞生的标志。但与宋朝的多达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相比，欧洲的城市规模还比较小，一般都是数千人，最多也是十几万人而已。1209年，英国著名的创建了历史上第一所大学：剑桥大学。
在宋代我们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也最繁荣的城市群体，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要领先于欧洲。但欧洲在社会制度建设上要早于我们，包括自由民主，民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法权思想上要领先于当时的东方。这让东西方的社会发展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又勉强坚持了100多年，这一期间尽管工商业和社会经济上有所恢复，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南宋时期出现的程朱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性”，它与科举制度相呼应，把人们的思想创新彻底纳入专制统治的体系之内，最终使得知识阶层挑战集权制度的能力大大减弱。对后世也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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