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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典出宋朝赵普,但史料均无详实记载,今人只能从故事中寻找答案。
赵普是宋太祖赵匡胤最信任的谋士,北宋开国功臣。早在太祖担任后周同州节度使时,赵普即追随其鞍前马后,为他出谋划策,后来成为“陈桥兵变”的主谋和参与者之一,为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也为北宋草创之初的稳定和之后的统一大业、生存发展、繁荣富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宋太祖赵匡胤虽是行伍出身,却最喜读书。无论行军打仗,还是后来坐镇江山,一有空便手不释卷,勤读不缀,尤其喜爱读史书。
为什么要读史书?因为他亲历了五代十国惊心动魄的纷乱岁月,亲眼目睹王朝频繁更替,十五个大小国家,八姓十四帝,在位超过十年的一个没有,七人死于非命。
一个个短命小王朝如流星般在历史的天空下转瞬即逝,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幻大王旗,让人眼花缭乱。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动荡不安,人民性命贱如蝼蚁,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烟尘里最为混乱的时期。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太祖深知治国理政之艰难,所以渴望从史书中寻找治国安邦之策。
赵普虽然足智多谋,但毕竟是半路出家,算不得饱读诗书、科场出身的正牌学者。他的智慧和远见,来自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善于思考,在战争年代,这能力还足以应对各种危局,但是,当身处风云激荡的大变局时代,暗流汹涌,玄机重重,此时仅凭借天资聪明便远远不够,还需有高瞻远瞩、先人一步的大智慧,这智慧,只能从书本里获取。
所以,赵普当上宰相后,肚里的墨水稍显不足,治理国家,上书言事,就有点勉为其难、捉襟见肘。
史书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公元976年,也就是北宋“乾德”五年,乾德是个年号,也是太祖非常自得的年号,认为它顺天应人、琅琅上口、寓意深刻、有祥瑞之气。此时,恰逢大宋军队灭了后蜀,举国欢腾。一日在朝堂之上,太祖与赵普便谈到年号问题。
赵普追随太祖多年,自然知道他的性情,领导说话,下属自然是心领神会,应声附和,夸赞太祖改的年号好。没想到话音未落,身旁一位翰林学士却冷冷地说:“赵普同志,你多读点书行吗,这乾德名号好在哪里?这是刚刚灭亡的后蜀国用过的年号。”
犹如石破天惊,惊得太祖一身冷汗,赶紧派人查找资料。果然,如卢翰林所说,“乾德”确实是伪蜀年号,而且正是后蜀亡国之君孟昶灭国时所用的年号。
拍马屁最怕拍到马腿上,太祖在大臣面前失了面子,自然要把一肚子邪火发到赵普头上。第二天上朝时,太祖叫过赵普,拿起笔饱蘸墨汁,在赵普脸上一阵乱画,一边画还一边骂“亏你身为宰相,却不学无术,怎么比得了卢翰林?今后宰相要用读书人来做!”把赵普羞臊得无地自容。
赵普视此事为奇耻大辱,痛定思痛,辗转反侧,整晚都不敢洗去脸上的墨汁,直到第二天上朝都以一张黑脸示人。
从此以后,赵普开始发愤苦读。他有一个书匣,从不许别人碰。家里人只看到他每天从书匣里取一本书出来读,看完后又锁回匣里,家人都不知他的书匣里藏着什么。
直到赵普去世之后,家人整理遗物,打开书匣,才发现里面是一部上下两本的《论语》,还只有上半部。
此事记载于北宋李焘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司马光编撰的《涑水记闻》中,这二部著作均被视为严肃正史,故事绝非空穴来风。
赵普的确读过《论语》,但并没有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这话是后人的以讹传讹。
那么,赵普的政治作为如何呢?
赵普身为北宋开国功臣,协助宋太祖策划“陈桥兵变”,提出“先南后北”的国家统一战略,并协助宋太祖设计了一套类似如今“三权分立”的行政机制,将原来集中于宰相一人的军事、政治、财政三大权力一分为三,剥离成中书、枢密、三司三个机构,互不统属,互相制衡,互相监督,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
赵普还设计了一套财政制度,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财政,在各州设通判,分散了知州权利。设转运使,分管各州郡财政及司法,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良臣。
北宋王安石有一句名言“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贵者因书而守成”,不论赵普是否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多读书,多读《论语》,对人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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