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摆地摊，我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走过的那些艰辛现在回想起来却又很温暖的岁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高考还没有扩招。每年的招生比例很低，一所普通高中每年应届考上的凤毛麟角，很多都是复读好几届考上的。其实，能通过复读考上去的都是很不错的了。有好多复读一届又一届最终还是回到农村去修理地球了。
我就是那个被淘汰下来修理地球的人。又不甘心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辗转来到了武汉，开启了我的打工生涯，我成了千千万万打工妹中一员。
我后来的人生与武汉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因为我在武汉成了家，也成了一个武汉人。从此，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我前后换了好几份打工的工作，最后来到一家服装厂上班。我不会做车工，没在厂里上班，厂里生产出来的服装在武汉好几个商场有柜台销售。我就是代表厂家在武汉的一家大型商场销售我们厂的服装。也就是商场营业员，在别人眼里我是厂家的，人家特别是我的对班对我还是很客气的。这多少满足了我的某些虚荣心，也增添了我的自信心。我来自异乡农村，起点比她们都要低。
厂里的领导员工都是那个年代武汉城中村的村民，服装厂也是村办企业。厂里还有一个织染布车间。
我做事麻利，任劳任怨，不怕吃苦，不管分内分外，我都是努力做好。我既是营业员，又是业务员，送货员。我每次把要补的货先装好会计开好送货单，我趁上班的时候再带到商场去。我还负责柜台做账以及我每个月还要到商场的会计那里去把我们厂上个月销售的账结回去。
我任劳任怨，吃苦耐劳，不计分内分外努力做好每件事情。领导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对我这个刚走出校门的异乡姑娘也很关照。
我吃住在厂里，很多时候在我们厂长和主任家里吃饭，他们都有一颗仁爱之心，把我当做一个很懂事的孩子。那时厂里给我安排一间单独的卧室，外间布置成一间大办公室，几乎都是空着的，倒是成了我进出卧室的通道。楼下有办公室，领导们都在楼下。我自己可以做饭吃，厂里提供煤球和炉子。
楼下的一间卧室住着两位男同志，一个是四川的，已结婚，老婆孩子在老家，他是主任家里的一个远方亲戚。另一个是武汉郊区农村的，他的姐姐嫁到这里的城中村，也在厂里上班。他们两个在厂里做了很多年的车工了，手艺很好，做衣服最关键的部位，比如负责夹克衫的门襟拉链以及领子。
一年半后厂里来了一位本市郊区农村的女孩琼，她是在厂里做车工的。从此，我不再孤零零一个人住一间卧室了。
由于厂里生产的服装是男士夹克衫、港衫、大衣等产品太单调局限，在商场越来越没有了竞争力。最终拆柜了。
厂里在汉正街有批发点，销售我们厂里的衣服。在那里负责批发销售的是我们主任的媳妇。正好那段时间她在那里出了点状况，于是，厂里就把我派去顶她批发销售厂里的服装。
在那里让我大开眼界，那里都是个体老板，我们店的对面那个摊位是一对仙桃来的中年夫妻，四个孩子分别在上大学，高中，初中。他们家生意很好，几乎每天都要打几个包出去。
批发也就是早上上午的生意，外地人本地人都来这里打货，周末也有本地来逛零售的顾客。下午两三点多钟就关门了，看着他们做生意很赚钱的，这些认知在我的脑海里产生了深深地烙印，以至于我结婚后满怀信心地来到汉正街做服装批发生意。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当年好大胆。
到了后来，汉正街的批发点成了厂里唯一的销售窗口了。
再到后来，领导们也都老了，毕竟是村办企业，没有先进的技术革新，产品跟不上潮流，终究失去了竞争力。到最后，厂里倒闭了。
我也不得不另谋出路。我开始在一个熟人开的服装店里租了一半，我们进不同风格的服装卖。这样双方可以减少一半的租金，对资金严重不足的我是一个好机会，我们累了时轮流来坐班保证时刻有人守店。
学到了一些经验和技巧后，我就去找门店准备自己大干一场了。
终于找了一个于我来说价格合适的门面。我找人稍微粉刷了一遍，上面搭了个暗楼，我晚上在上面睡觉，白天在店里守店卖衣服。毕竟价格合适自己的，地段却不怎么热闹，虽然店子就在马路边，却是一条北街小巷，平时生意很冷清。
没有生意得想办法才行，于是每天下午五点左右，我就在店子里选一些衣服打包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锁好店面的卷闸门，我骑着自行车驮着一大包衣服来到离店三站路的夜市摆摊卖衣服。
搭好夜市架子摆摊，把每件衣服挂好，再等待来逛夜市的市民。夜市也就只摆那么几个小时，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晚上可以赚几百块钱。不过，卖衣服淡旺季的生意真的是冰火两重天。
那时候夜市摊位费一个月好像是6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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