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了，我不进笼子

在南京参加中国独立影像展，与一位中年导演住一个双人标间。听说我住在大理，他笑道：“大理是我们要退休的人去住的，你正是奋斗的年纪，怎么跑去享受了？”以此为基准，他对我创作道路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前提都是得去北京。对这些话，我虽有看法，却没有辩驳，反倒顺着他的意思聊了许多。首先，人与人之间的罅隙导致彼此无法真正地理解，其次，不论我爱听与否，对方都是出于好意。

其实，我的抉择并非愣头青的专属，因为我最为敬重的两位中年人——都是我父辈的年纪——也是这般任性。这两位忘年之交，都是在大理结识的，且都会唱歌。

从首都来的孟爷，他的歌带着京腔，高大的身板，留着花白的寸头。我们初次见面，就是在他的酒吧。那时我和我的爱人尚未在大理定居，只是暂住。每晚都去那家人民路的酒吧听民谣演出，点最便宜的饮料，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大约是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孟爷主动坐到旁边与我们交流。他似乎对我这个胸前刻着四法印的小胖子和身边的小姑娘很感兴趣，一直微笑着问了许多问题，有关于我们的，有关于佛学的。我每稀里糊涂地回答一句，他便欣喜地说：“是嘛！真好！”那双明亮的眼睛被皱纹包裹，如粗糙的石堆中两块温润的玉，映着太阳的光，令人感到温暖。次日晚上，他在台上为我们献唱了一首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抱着吉他的，脚打节拍，闭目蹙眉，用砂石般粗砺的声音唱着：“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中都是情侣的味道，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时不时地微笑看我们一眼，歌声和眼神中流露的分不清是甜蜜还是苦楚。

喝完杯中的酒，他说，再回大理一定要找他。一个月后，我们回来了。他很高兴地邀请我们去他的老院子里看曼陀罗花，还开着车带我们在洱海边找房子。他握着方向盘，时不时地转过头兴奋地说，他想建立一座乌托邦式的村庄，召集大理的艺术家们，住在最简单的木房子里，劳动，耕种，创作，生儿育女，过自给自足的生活。有时说得出了神，连前面的路都不看了，或者索性停下。我一边激动地听着，一边提醒他别把车开进湖里。

我们在洱海边的村庄住下了。从此大家成了亲人。小小的古城，在路上遇见是极为正常的。他总要拉住我们，或去他家，或去酒吧，或直接坐在路边，聊上几个钟头，口干舌燥为止。我和爱人常常在他的酒吧门口摆摊，卖我做的明信片和她做的布包。白天有了收入，晚上就进去，一如往常地点最便宜的风花雪月和蜂蜜柚子茶，听孟爷、亚当、马雪松或者是其他歌手打鼓、弹琴、唱歌。有那么半年，我们的好朋友阿芒也在那里驻唱。美好的记忆都不约而同地叠加在一个地方。

一晚，周云蓬在酒吧演出，我们很想参加，但看看票价，再看看钱包，还是离开了。刚回到村里，孟爷就来电说：“今晚演出，你们小朋友的票价是十块，不知道吗？快来吧！”

所有让孟爷感到欣喜的事，例如古城开了一家很美的客栈，土家野夫来酒吧喝酒，家中的咸鸭蛋腌得差不多了，他都要叫上我们，与我们分享。尽管他自己吃素且过午不食，但带我们去吃饭时，总说：“多吃点，吃点肉。”让他一起吃，他又说：“我吃过了。我看你们吃就很高兴。”

许多“老大理”都不屑与我们这些年轻人交流，但孟爷尊重我们的年轻和贫穷。他善于发现每一个人身上的光，却掩饰自己的。

这一点，张哥也是如此。油腻的短发，唏嘘的胡渣，土豆一样的老脸，金属的半框近视眼镜，松松垮垮的纯色衬衣以及小商品批发城老板的腰包。俗不可耐的外表下，是一颗真摇滚的心。他是我们朋友的朋友，与我们朋友一起从拉萨骑自行车到大理。那时，他还在大学和琴行里教音乐，只是抽空出来玩。真正佩服他，是从他开口唱第一个音符开始。时间太久，唱得太多，已经记不清是哪首歌了。与孟爷一样，他也爱唱罗大佑、王洛宾和邓丽君的歌，但他唱得更多的是英文歌曲。铿锵有力的吉他扫弦，配合着沧桑的声线以及带着肉夹馍味儿的西安口音，挥洒出的是二十几岁的朋克青年也卯不足的劲。他微笑看着我，我也微笑看着他。我没把他当中年人，他也没把我当做孩子。他不觉得年纪大了就无法做年轻人做的事，也不觉得经历一些什么就得学会人情世故。我说这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他拥有那种大多数四十几岁的男人不具有的生命力。张哥调侃说：“只是到了该腐朽的年纪，却没有腐朽罢了。”

第二年，张哥再次来到我们家，背着吉他，辞去了他十几年的工作，准备在云南找一个小城镇做酒吧歌手。十年前，他在西安组建又解散了乐队。如今，他要用更长的时间，钻研乐器，做一支“一个人的乐队”。我为他准备了酒菜，他用他随身携带的剃头刀给我理了光头。朋友们聚在一起，坐在院落的台阶上，打鼓唱歌，到洱海边看升起的月亮，几个小时地聊天。我拿着相机记录这一切，珍惜短暂的相聚。

离别后一段时间，听到消息说张哥在腾冲定下来了。很替他高兴，但不怎么联系，就像他在西安一样，偶尔一通电话，只是确认彼此过得凑活。然而，每当我被生活的烦闷所缠绕，或在写作和拍片时遇到困难，我就会想起，距我三百多公里的地方，一个我所尊敬的中年人也正努力地生活，翻山越岭般攀爬音乐上的瓶颈。这样简单的想法，会让我感到安心。

一如我们的聚散离别，甚至人生当中的所有决定，去腾冲看望张哥，也是突然的想法。直到到了县城，张哥才知道我们来了。在和顺古城，他看到我们，笑得脸都皱了起来，连忙兴奋地张罗住宿吃饭。他带我们去看他上班的酒吧，逛赶集的那条街，吃他最爱的腾冲饵丝。像个孩子一样，向我们讲述他的生活和收获，让我们听那些令他沉醉的音乐。他也问我们创作的进展，看到我刚剪出的纪录片中他自己唱歌的画面，一边说：“这还不是我发挥最好的时候。”一边感到欣慰，因为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我们都没有停止各自的脚步。

张哥最后一次来大理，是准备离开云南了。光从外面，是看不出他这一年多的变化的。还是一副刚在田里干完活、随时都要蹲下吃面的陕西大汉形象，只不过多了几处纹身。他告诉我，已经在这里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是时候继续往前走了。

路总是向前的，无论东南西北，只要望着那个灭点，路就在向前。张哥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孟爷也出家有一段时间了。想象中那座乌托邦的村庄最终没有被建立，但在高山之上的庙宇当中，孟爷找到了他渴望的平静。当然，就像我放弃了我的学业，张哥放弃了他的工作，为了这份平静，孟爷放弃了他的酒吧、房子和爱情。在世俗的眼光中，我们也许都是不负责任的家伙。但其实，这些选择恰恰是郑重的，因为我不希望责任和情感成为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借口，不希望将自己的不如意和损失的光阴归咎迁怒于爱自己的人，不希望成为看似伟大却憎恨世界的人群中的一员。

今年十月，出于对故友的思念，并心中的一些郁结，我穿过满是猴子的山林，来到了孟爷修行的寺庙。在那里，他叫如诚。但无论怎么称呼，他对我的照料依然如故。但有闲暇，便弯下腰耐心地跟我讲寺院的规矩，告诉我晚课念什么经文，问我冷不冷，日常用品是否齐全。那几日，清晨四点多，师父们便起床鸣钟打鼓。大家批上斗篷，在寒冷青蓝色的空气里走进大殿上早课。我能够在众人诵经的声音中，很快辨认出如诚师父的。虽然他已是身穿袈裟的僧人，但看到他认真的神情以及合十时轻轻打着节拍的右手食指，我就会想起当年山下那个唱起歌来无比深情，用右脚打节拍的孟爷。除了每日诵经上课外，大家还有许多事要忙活——在走廊打扫灰尘，到大寮帮忙弄菜，或者走在两旁是千年古木的幽径捡几筐柴火。

被树叶遮盖的浓荫处，松鼠穿行，鸽子飞翔。如诚师父说：“在山上，你的身体有忙不完的事情，但心里却什么事都没有。”他还说，师父常常让他唱歌，但没了吉他，威风减了一半。到了下山的那天，没有离别的伤感。他只是微笑看着我说：“现在认了门，知道家在哪了。以后常回来就是。”

离开寺庙一个月后，我去了南京。丛林和城市的差异，让身边的一切都变得更加嘈杂。信息爆炸的时代，似乎每天都有一百个理论冲进我的大脑，试图把我纳入某个无懈可击的思考体系。每一根米线里的企业文化，每一块黄焖鸡的内涵，让我难以下咽却大快朵颐。我走在车水马龙的街头，认识新的朋友。我匆忙定义目前接受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我住进那间双人标间，遇见了好言相劝的中年导演。我不知以何种睡姿栖息。

我想起张哥十年前写的那首叫作《饼都bia了》的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今天早上有只麻雀落在我的窗台。我说：‘来吧，进屋坐吧。’‘不用了，我不进笼子。’”人活在世上，总会被大大小小的笼子框住，但狭义而言，我希望自己是一只不进笼子的麻雀。这里处处都藏着机关，不仅城市是笼子，爱情、家庭、工作、梦想或者信仰这样听上去如羽翼般美好的东西，一不留神也会化作笼子。究竟是柔软的羽毛还是冰冷的铁柱，取决于人和它之间微妙的关系。对我，北京必然是一个笼子。而像北京这样的笼子里，住了太多的麻雀，让我觉得拥挤，无法呼吸。

南京那晚过后不久，我离开了大理，背上行囊，再次与爱人一起漂泊。为什么离开，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那里正在铸造捕我的铁笼。要去哪里，还没有定，大约是能够扑打翅膀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把人生分割为各个阶段，强行地塞进不同拥挤程度的笼子。生命短暂，应该留足时间去思考和践行自认为最重要的事。其中所做的妥协也好，改变也好，都是权宜之计。

虽然，大多数人便是在权宜之计中交出了自我。不知需要抱有多大的警惕，才能渡过这熔炉的烈焰焚身。还好，在我认识的人中，已有两位完成了这个试炼。但愿我到中年时，还能像他们一样，向着一个灭点义无反顾，竭尽所有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无论年龄，无论结果，无论明天是否末日，无论这理想是说好一个故事，唱好一首歌，还是解脱。

二零一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