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的宗教传统中，耶和华是父亲代名词，玛丽亚是母亲代名词，父与母的结合才孕育出这人伦万物。我的母亲正如这圣母玛利亚，时时闪耀着圣洁的光辉，一颦一笑又有优雅与妩媚。
九十年代，华北平原的这个破小县城，于幼年的我看来，便是整个世界了。母亲喜欢拉着我的手到街上散步，她的手掌温暖而多肉，握起来很舒服。县城不宽的街道上四处闲逛着盲流，往往在耳朵侧面夹一根香烟，慢慢悠悠的走，一双半新不旧的皮鞋发出有节奏的哒哒声，一脸的无所谓。每当碰到这种人走过，母亲往往会下意识地拉我走远，同时悄声告诫我，以后不要跟他们学。而我总会盯着他们呆看，觉得他们身上有种摄人心魄的吸引力。后来看到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才知道这是九十年代县城所独有的气息，现在再也没有了。
母亲姓陈，陈家是这个破小县城中的商人家庭。姥爷早年在广州做纺织，改革开放后呢，就回到了家乡投资房产，由于颇有经营手段，积累了不少家产。我父亲姓赵，是个传统的书香门第，家中都是当老师的，也算是门当户对。父母是经媒人介绍的，并没有传奇性的自由恋爱，这点，被母亲大学时的同学所奚落。母亲倒不以为意，她总说，我觉得他好，他便好。
母亲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当时她在工厂做文员，工作不忙，空闲时间颇多。每逢周六，总会穿上她最得意的衣服，春夏着白色连衣裙，秋冬则披件驼色大衣，顺手牵上家犬阿黄，再拉上年幼的我，轰轰烈烈奔出门去——买花。县城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花店，她总会去最远的那家，说那家卖花姑娘声音好听。进店，挑，通常会选一些顶好的白色兰花，以及红色玫瑰，喜滋滋回到家，放入早已预备好的白瓷花瓶中。有时她会带我去郊区，采花。午后阳光浮在满地的绿草上，四周空无，仅我和母亲二人，有种金色的静。我疯跑，打滚，大叫，把自己的声音努力贯满天与地，母亲只自顾自游走在草丛间寻觅美花。母与子就这样有着人世的静好。
我自小体弱，性格又木讷，常被欺负，母亲却一点都看不得的。有时巷子里邻居家的孩子把我打了，我哭着回家去，母亲总会带着我找上门。父亲总劝她何必当真呢，小孩子的事情，她却很在意，说这是我儿子，我不保护他谁保护他。我只知道大千世界，有母亲的地方总可以安心的。
母亲爱书，家中随处懒懒的躺着她的书。有本繁体字的《红楼梦》，已经被翻得破了皮。她会在睡前躺床上读几页，不时读出声，记得说到黛玉葬花，宝玉挨打，刘姥姥进大观园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她读到宝玉出家，贾政在后面追，怎么都追不上，宝玉走远，最后落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我问这什么意思啊，她说你还小呢，不懂，长大了自然就懂了。她还喜欢送书。她会揣上几本很厚的外国人写的小说，用丝巾仔细的包好，到城西杨阿姨家去。杨阿姨瘦小，跛足，声音却很有磁性。她是个家庭主妇，每次去她家时，总是在手洗一大堆衣服。问怎么不用洗衣机啊，回道，这样衣服才有人味儿，母亲大笑。洗毕，她便跟母亲天南海北的聊了起来，不时听到什么人物啊，情节啊，主题啊，都是我不感兴趣的，但我只是看着她们，像看到民国时上海月份牌上的优雅女子一样。
王叔叔是母亲中学时的同学，如今在县文化馆工作。在母亲看来，他是个英武的男子。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一双嘴唇坚定的抿着。母亲说他像极了日本男星高仓健，我倒觉得他和姜文有几分相像。每回去他家时，总是放着崔健的《一无所有》，还没进门，便觉一屋子的元气淋漓。地上堆满了书，空气中弥漫了咖啡的味道。母亲不喜喝咖啡，他也有茶叶，说是给客人准备的，真是想的周到。有时他会伴着音响里的钢琴曲朗诵唐诗，声音抑扬顿挫，表情丰富，念完，一屋子的元气淋漓。
母亲喜欢跳舞。母亲说，她所最喜爱的写跳舞的桥段是契诃夫的：
“她又和一个高大的军官跳波兰舞；他动得很慢，仿佛是着了衣服的死尸，缩着肩和胸，很疲倦的踏着脚。—他跳得很吃力的，而她又偏偏以她的美貌和赤裸裸的颈子鼓动他，刺激他；她的眼睛挑拨的燃起火来，她的动作是热情的，他渐渐的不行了，举起手向着她，死板得同国王一样。看的人齐声喝采：'好呀！好呀！'但是，渐渐的那高大的军官也兴奋起来了；他慢慢的活泼起来，为她的美丽所克服，跳得异常欢快，而她呢，只是移动她的肩部，狡猾地看着他，彷佛现在她做了王后，他做了她的奴仆。”
她把这段抄在了日记上，并附上评语说，这段写尽了饮食男女的那点暧昧。父亲跳舞跳得极好。他有一整套的拉丁舞服。空闲时，他们会在家中放上西班牙圆舞曲，把灯光调暗，和母亲摆上姿势，跳将起来。而我则顺理成章的成为观众，不时拍手称好。只觉眼前的这对璧人，是鸿蒙开辟之前就有的，天地万物似乎是被他们的舞动所引来的。
表哥是我当时的偶像之一。他身材健美，皮肤白皙，像穿上衣服的米开朗齐罗雕刻的“大卫”。当年他仅十八岁上下，家中贴满了李小龙的电影海报。他的健身器材极为齐全，有些在县城中是极难买到的。母亲很喜欢这个侄子，说他有一股少年人的元气。在当时的我听来，自然是听不懂的，只是默默记下。母亲会带很多功夫片的影碟给他，他总会很简单的说一句：谢了！姑妈，说这话时，嘴角高高扬起，不小心漏出一口牛奶般的牙齿。没过几年，他便被舅舅送往南京当兵去了，此后我一直住校，也很少见到他了。去年春节看到，他已然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身材发福，谈笑风生，完全一副中年人模样了。
新世纪来临的前一年，也就是九九年前后，母亲病了。至于生的什么病，现在也记不确切了。只记得那年她一直住院，我寄宿在亲戚家里，很少见到她了，偶尔见一回，她总看不够我一样，一直盯着我看，似乎感到熟悉而陌生。我去看她时，她无辜的陷在病床里，面色焦黄。她的身材由于吃了过多含有激素的药物，已经变得异常肥大，几近无法辨识了。她却总要挣扎着从病床中爬起，拉着我到外面树林中散步。她的手掌温暖而多肉，握起来很舒服。正值秋季，红色的枫叶挤满了道路，她走得很慢，走走停停，看她穿着病服的臃肿的身躯，我感到陌生而熟悉。
我不敢确信那天是不是梦。一个多雾的清晨，我回家了。一张大大的“奠”字嚣张的飞舞在我家门口，我感到奇怪。进去，母亲躺在客厅中央，一动不动。家里塞满了陌生的人。我极厌恶，不敢作声，只是跟着进去，看她。她穿戴整齐，静穆而端庄，像圣母一样。据说人死了灵魂会飘到上面看着自己的肉身，我往天花板上看了看，什么也看不到，只看见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此前，此后——直至如今，我都不敢确信是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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