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年代太久远了，谈不上是记忆，只剩下一些印象，老师们在我的脑海里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几个影子，还有就是几件难以忘怀的事情了。
七岁那年妈妈带我去学校报名上学，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面试的老师不要我，好像是他认为我的智力有问题。我要上的学校是一一六厂的子弟学校，于是妈妈就带我去找校长，还带上了我在家里练习写字的作业本。其实在我记忆中，我的智力一直是不错的，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学会了下象棋，有时候爸爸和人下棋的时候也会让我下一盘试试，五岁那年，父母从沈阳调到新乡以后，我认识的第一个大人金伯伯送给我一个砚台和毛笔，他还教我写毛笔字，尽管后来我的棋艺和书法没什么可谈的，但那与智力无关。反正是在妈妈的交涉下，最后学校里收下了我。
我的一年级就是在这所工厂子弟学校里度过的，在这个校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唱歌老师，唱歌课老师姓李，是我同学的爸爸，记得他弹着脚踏风琴教我们唱的是第一首歌是儿童歌曲，老师低哑的嗓音那歌词和旋律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我和唱歌老师的儿子成了好朋友，一放学我就到他家里一起做作业。他家住的是平房，我们在院子里写作业，同学有个姐姐叫小梅，我觉得她长得可好看了，写作业的时候老想偷偷的看她。
杨老师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她个子不高很和蔼。那时候的孩子们可要比现在的小孩顽皮，以现在的眼光看，那可是一群野孩子。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早晨教室里取暖的煤炉灭掉了，小孩子们自己找劈材生火，那些调皮的孩子，用木材点着火之后嫌不够旺，就找来建房用的沥青块投入炉子，然后插上铁皮烟囱拔火，一会儿火焰就冲出烟囱向着木头的房顶舔去，铁皮烟囱被烧得通红，火被烟囱越拔越旺，眼看着木头的房顶就要被点着了。孩子们都被这情景吓傻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场火灾就要发生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把脖子里的围巾扯下来，包住通红的烟囱，硬把烟囱从炉口拔了出来，火势立即落了下来，危险过去了，那惊心动魄的场景现在想起来好像还历历在目。班主任杨老师来了，看着我问我怎么样？我手捧着烧焦的围巾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围巾是妈妈刚买的一条羊毛围巾，白绿相间的横条纹非常好看，此时已经烧出几个大洞，我哭是怕妈妈吵我。后来，杨老师陪我回家向妈妈说了情况，妈妈把这条烧坏的围巾改成了几个围脖，仍然很好看。
二年级的时候，妈妈觉得厂里的小学教育质量不高，就把我转到了市里的学校。工人街小学比我原来的学校要大很多。二年级时，我的班主任是王老师，记忆中她瘦瘦的黑黑的矮矮的。那时候流行性脑膜炎很厉害，冬天的时候，每天早晨进学校都要熏醋消毒，一大堆孩子关进一间教室里，加热后醋蒸汽充满了房间，浓重的酸味不知道有没有用。王老师想让孩子们多活动，可是班里没有玩具，那时候每个家庭都不富裕，于是王老师让同学们下课后到街上捡烟头，剥出里面的烟丝来，卖给那些抽毛烟的穷人。我们终于攒够了买一个花皮球的钱，王老师买回了一个表面布满花纹的彩色橡皮球。我们班的教室出门就是一个大操场，这个花皮球给我们班里带来了很多欢乐。
升到三年级了，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杨老师，这是另外一个杨老师，年龄要大一些，也胖一些，脸上还有很多的雀斑。杨老师也非常好，她让我当了班长，后来又当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学校开少先队大队会的时候，我举着队旗，两边还有两个护旗手，在号手嘹亮的号声和激越的队鼓声里，我举着队旗走过主席台非常自豪，不过后来因为我的个子有点矮，把我换为护旗手了。杨老师经常让我帮助同学补习功课，同学刘选民生脑膜炎后功课跟不上，我每天放学以后都要到他家去帮助复习功课。刘选民的爸爸是酱菜厂的厂长，酱菜厂有一辆送货的大马车，驾辕的一匹大红马健壮漂亮，我常喜欢到马厩里看它摸它，后来我还亲眼看它生出了一匹小马驹。当班长很辛苦，早晨要很早过来为同学开教室门打开煤火，就是把煤炉捅开烧旺，冬天的时候，天不亮我就到学校了。每天要把作业本收齐了交到老师的办公室，有一个同学没交作业都不行。老师不允许替同学写作业，我只能陪着他们教他们，却不能告诉他答案。有一个姓赵的同学，特别的笨，每次写作业都要拖到最后。中午的时候，我等着他交作业也不能回家吃饭，后来家里就把饭送到学校给我吃。记得有一个冬天，我上学的路上掉进了结冰不牢的一个水坑里，鞋子和裤腿都湿了，我又回到家换鞋，自己在家里找了一双破鞋子穿上，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都上课了。我走进教室，杨老师看着我脚上穿着漏洞的鞋子和湿淋淋的裤腿，她没有批评我，把我抱上了煤火台让我烤火，至今我都难以忘记杨老师亲切的目光，我非常喜欢我的学校和老师。
四年级放暑假前，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等到五年级开学的时候，工人街小学不允许我再在那里继续读书了，老师告诉我，我们必须回到父母亲单位的学校上学。这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已经调到了一三四厂工作，一三四厂子弟小学是新建的学校，学校很漂亮，两栋二层教学楼之间横跨着连接廊桥，操场上有很多的体育器材。
五年级开学了，我匆忙的赶到一三四厂子弟小学报到，我慌慌张张的显得衣冠不整，既没有戴红领巾，更没有佩戴三道杠。五年级四班的班主任叫郭树本，是一个年轻的男教师，郭老师看着我狼狈不堪的样子，好像很反感，严厉的批评我为什么不戴红领巾。也许就这样，一下子让我和郭老师产生了对抗情绪，也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精神，反正是我在五年级和六年级变成了一个坏学生。
开学后，选举班干部，五四班有不少从工人街小学转学过来的同学，在他们的推举下，我被选上了学习委员，可是我拒绝当班干部，好像是我下决心要和郭老师作对了。在学校里我经常故意找郭老师的茬，顶撞老师。上课时故意捣乱，和同学吵架骂人，有一次我甚至在上课时站在课桌上和同学打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让老师头疼的坏孩子。有一次学校组织外出活动，班级在整理排队的时候，我故意站在队外不站整齐，郭老师很气愤就推我站到队里，于是我破口大骂郭老师一家祖宗三代，气愤的郭老师狠狠地一记耳光把我打倒在地上，我从地上爬起来，拾起砖头要和他拼命，最后被其他的老师拖走了。我所做出的这种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的坏事，让一些以前认识我的老师感到不可思议。记得有一次体育课，由于下雨改为室内课，体育老师吕老师给大家讲故事，他是从一一六厂子弟学校调过来的。他说：“我们班里有一个同学，从一年级开始就是一个好学生，学习好，还乐于助人，一直是班干部三好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变了，打架骂人上课捣乱，我看到他心里感到很难过。”我知道吕老师在说我，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低下了头。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很快学校也变成混乱一团，杨校长是我的同学丁志兵的母亲，在学校里贴出了很多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图书馆里的书籍都堆到了地下室被封存起来，上课也乱了套，语文课考试就是默写毛主席语录，谁写的越多分数就越高。我的父母也被定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游街批斗下放劳动隔离审查。停课闹革命，学校里成立了好多小学生造反组织，几个小屁孩凑在一起起个名字，占领一个教室，就可以自称是什么组织了，我们学校最有名的叫反到底战斗队，他们在隔壁九中红铁军的大哥哥们指导下，开始了批斗走资派的活动。红铁军的大哥哥指出，一三四厂福利科牛科长就是一个走资派，于是，反到底战斗队的小学生们就来到福利科抓起牛科长押到学校的操场进行批斗。我亲眼看到一群小学生围着牛科长，要他交代罪行，这些孩子手里有人拿着钉上了铁钉的皮带抽打他，一会儿就浑身是血，牛科长却一声不吭。学校的老师也成了惊弓之鸟，哪里还管学生。我成了一个孤独的人，我写的字还不错，就有组织请我帮他们刻钢板印传单，内容都是翻印街上某些红卫兵组织印发的传单，纸张和油墨都是在工厂的福利科领取的，小学生只要到那里签上一个字注明是哪个战斗队的就可以了。
课是上不成了，我每天就是跟着热点消息来回跑着看热闹，到处都有开辩论会的，双方都是根据毛主席语录引经据典慷慨陈词唇枪舌剑热血激昂，后来运动发展到了文攻武卫阶段，经常爆发武斗，什么围攻军分区，围攻五号楼，攻战师院化学楼，清剿交际处据点等等，我们一听到消息就会跑去观看。有一次，一个姓孟的同学在五号楼外被楼里坚守的二七派用气枪打破了头，包围五号楼的指挥部就把他搁到高高的汽车顶上控诉对方的暴行，孟同学头上包着血迹斑斑的纱布。父母亲已经无暇顾及我们了，看着那些大人们冲来杀去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害怕。
城头变幻大王旗，各派组织轮流执政，我是一个小屁孩谁也不粘，没事干也整了一桶石灰水在墙上刷标语，自己搞了个名字落款闪电战团。后来有几个年龄比我大一点的孩子看上了闪电战团这个名字，让我把名字转让给他们使用，算我与他们合伙。我就去了他们的办公室，一间教室里，课桌都摞了起来，到处都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一领领的各色纸张，油印机，红旗，毛笔排刷要有尽有。我们院里有一个从武汉过来的红卫兵大哥，他在那边参加武斗伤了人，就躲到亲戚家来了，他们就请了这位武汉红卫兵大哥教他们如何顺着排水管爬楼，练习武斗的战术技巧。革命运动到了高潮，已经动用了枪支，我的一个同学在家里玩他哥哥带回家的手枪，走火把他哥哥的屁股给打穿了。
后来中央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967年的年底孩子们又回到了学校，中央文革又批准了在小学成立红小兵组织以代替少先队，我们学校成立的组织叫做红哨兵，我之前在学校里已经是劣迹斑斑，父母还是走资派，我一直也没有能够加入到这个小学生组织，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在1968年夏天，我的小学结束了，不过我们谁也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进行……
写于201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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