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1712年——1778年），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精神领袖，欧洲启蒙运动中坚人物，西方启蒙“现代性”思想的杰出代表。
西方“现代性”思想源于文艺复兴，延续于16世纪宗教改革，完成于启蒙运动。尽管西方后现代文化对“现代性”价值颇多指责，但现代性思想毕竟引领欧美社会，走出中世纪，迈向理性、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功不可没。
“现代性”一词本是时髦、时尚之意，意谓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出现的一些新元素，以区别于中世纪文化，如提倡个性解放，重视物质生活享受，反对宗教迷信，弘扬进化论等观念。
启蒙运动后，欧美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西方称自由民主革命），西方社会正式进入现代阶段。
启蒙“现代性”除了反对宗教迷信和教会腐败外，另一重点目标是批判中世纪封建社会和文化，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新价值。启蒙思想家以英国洛克、德国康德、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为代表，他们的理论可称为哲学或社会学批判。
英国洛克是启蒙运动早期思想家（启蒙运动最早出现在英国），他较早提出天赋人权思想。
孟德斯鸠代表作是《论法的精神》。此文是西方古典法学经典文献之一，对卢梭思想影响很大，卢梭于《社会契约论》中多次提及孟德斯鸠（立法、司法、行政之三权分立）。
在启蒙思想家阵营中，卢梭的思想最为激进，富有革命色彩。正如民国学者梁启超所言：自此说一行（社会契约论），欧洲学界，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
在许多人眼里，卢梭的人格和思想复杂多变，是个谜一样的人物。
诸如：卢梭的思想博杂、超前，内含某些矛盾性。如他提倡理性主义，反对宗教愚昧；同时又否定科学、艺术，认为科学、艺术导致西方文明走向堕落（卢梭成名作《论科学和艺术》）。
卢梭既是启蒙“现代性”精神领袖，同时又是欧洲浪漫主义开拓者，两种相对气质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在卢梭时代并无第二人。
卢梭反对教会专制，但并不否定上帝。卢梭认为，人类所犯罪过和上帝无关，完全是人类自身原因。这种看法和好友伏尔泰恰恰相反。
伏尔泰坚信，上帝对于人类所犯罪过，同样负有部分责任（两人观点分歧最终导致友谊破裂）。卢梭的宗教观更近于康德，是西方道德神学的重要代表。
再者，卢梭个人生活曲折、离奇，富有传奇色彩，给后人留下诸多话柄，这也是卢梭人格惹人争议的一面。
卢梭在自传体名著《忏悔录》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坦承，自己幼年做学徒时，经常偷窃（偷工匠师傅的东西以表达不满）；在意大利都灵流浪时，曾向外人暴露屁股；有时他还喜欢撒谎等等。卢梭这样解释写作《忏悔录》的目的：在上帝面前，袒露自己的灵魂，向世人说明一切，看世上是否还有比他更善良的人。
综观卢梭一生，有两件事最让卢梭尴尬不已：一是他和华伦夫人的不伦之恋（两人身份不同，彼此互称“妈妈”和“孩子”，1733年），二是卢梭把五个亲生孩子送至孤儿院。
卢梭的一生充满争议，思想也有不少矛盾性，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启了西方现代性文明，意义重大。正如德国歌德对卢梭的评价：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时代（欧洲中世纪），卢梭则开始了一个时代（现代文明）。
《社会契约论》是西方古典政治学经典文献之一，此著作发表于于1762年，规模不算大，文字简约，但义理深刻，思想晦涩，系统阐述了卢梭的政治理想。《社会契约论》的核心问题可概括为：如何在现代公民社会实现个人平等与自由？
《社会契约论的》基本主旨是：
一，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是契约产生的条件。
卢梭前后期思想有明显变化。在早期论文《论科学和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对人类自然状态颇为欣赏。
他说，早期人类的性情简单、质朴，少私寡欲，人和人的关系依赖自然感情维系——自爱之心、怜悯之心；私有制出现后，人和人之间产生了法律意义上的不平等。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认为，人在原始状态下的自由是自然自由，自然自由以身体能力为界限，既不稳定，又充满危险。原因在于，单个自然人的身体能力差异很大，强者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拥有的自由较多；弱者难以保护自己，拥有的自由较少。这是自然自由的局限性。
卢梭认为，人的自然状态看似自由平等，实则生存能力有限，活动范围小，处处充满风险；如果单个人联合起来，组成政治共同体，才能提高生存能力，方能拥有真正的自由。这种政治共同体，希腊人称为“城邦”，罗马人称为“共和国”；新的社会自由和法律、道德自由由此产生。卢梭认为，这是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
卢梭提出“自然人”向“社会人”过渡的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古已有之。
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天生是一种政治性动物，拥有追求城邦生活的天性；只有在城邦生活中，人的社会属性才得以完善。
亚里斯多德用手和身体的例子解释个人和城邦的关系：一只手和身体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拿取”的目的，一旦离开身体（全体），手的“拿取”功能就会消失。
卢梭持同样看法。他说，人天生具有群体属性，有一种渴望群体生活的需求；通过建立政治共同体，群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得以产生，社会、法律自由才能出现。
《社会契约论》第一章阐述了社会契约的内涵。
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是指所有参与共同体的人员，通过自愿协商方式达成普遍一致：以“公意”和法律规范人们之间的关系，“公意”是共同体之最高权威，法律是主权者的意志（人民）。
换言之，从公民的意志层面看，社会契约叫“公意”；从政治法层面看叫“主权”；从共同体成员层面看称为“主权者”（人民）。
卢梭指出，社会契约是全体公民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公共意志”的最高体现；“公意”代表“公共利益”，“公意”的人格化是普遍”大我“，是主权者意志。这是卢梭”主权在民“思想的核心要义。
卢梭认为，唯有主权者（人民）有资格制定和通过法律，法律是主权者“公意”的表现，是公民社会的行为规范。卢梭的契约论观点，内涵深刻，意义重大，既包含自由、平等意识，又直接针对封建贵族社会，为后来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
第一，社会契约的建立不是依靠暴力，而是基于人民的自愿和普遍认同。这是平等、自由“权利”观的社会基础。
卢梭认为，“权利”观念源自共同体的“公意”，源自法律契约，而非专制暴力，卢梭把矛头指向法国君主专制和贵族特权。
14世纪后的法国是君主专制政体，整个法国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资产阶级和农民（农工商贸）。其中，第一、第二等级拥有政治权利，第三等级不仅在经济上遭受盘剥，在政治上亦无权无势。
法国曾在1356年——1358年（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实行君主立宪。1356年国王约翰召集“三级会议”，三级会议主持政府事务。1357年皇太子查理被迫签署大法令，法国处于国王和三级会议联合统治之下。1358年查理五世废除大法令，重拾地方集会制度，三级会议召开次数越来越少，权力逐渐枯竭，法国宪政的火花被彻底扑灭。
《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即指向君主专制制度：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批判封建不平等社会关系，希望共同体成员人人平等，自由表达公共意见，以契约法律治理社会，这是卢梭追求的政治理想。
第二，社会契约既体现公共意志，又体现个人意愿，是人的个体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是“权利”、“义务”观念产生的基础和前提。
卢梭认为，“契约”是自愿达成的公共意愿，内含个人意志，社会契约不含暴力，体现为个人和共同体的一致；社会公意的最终目标是保障、维护个人权益——法律人权；据此，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或“义务”关系才能够成立。这是近代西方“权利”、“义务”思想的重要来源。
所谓“权利”是指个人基本权益（所有权），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或暴力统治下，人的权利缺乏法律（公意）保障，义务也是被迫的，缺少平等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在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公民社会，每个公民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并且得到其他共同体成员的认可与尊重，这便是社会公意的巨大力量。
与此同时，每位公民的权利既然依赖于政治共同体，全体公民自然有义务遵守公共法律，维护共同体统一，这是“义务”观念产生的社会基础。卢梭认为，权利、义务的基础不是暴力，而是社会契约。
关于法律“权利”或“义务”的来源，卢梭受到亚里斯多德和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亚里斯多德认为，法律权利的基础不是强权，而是正义（城邦生活）。孟德斯鸠认为，自然法源于人的天性，具有普遍性，即天赋人权。
三，人的能力与德性只有在契约社会才能得到提升。
卢梭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无所谓德性，个体生活受本能驱使，生存能力有限；一旦结成政治共同体，人和人之间建立社会契约，人的德性和能力将会出现新变化，这是“文明”人类产生的重要标志。
例如在共同体中，公民不仅关注自身权利，同时还要尊重法律，顾及他人利益，这是理性和美德产生的社会根源。
正如卢梭所言：在由自然状态转入到公民国家状态的过程中，人类的生存状态发生了醒目的变化——正义代替了本能——他们的行动也就具有了从未有过的一种道德性。他的能力获得了激励和发展，他的视野变得非常开阔，他的情感也高尚起来（<社会契约论>第八章）。
在分析了社会契约产生的条件后，卢梭继续探讨了“主权”的性质、要求以及政府形式。
卢梭认为，政治共同体的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人民是主权者，人民的意志代表公意和法律；主权意志不能转让，不能分割；主权者独立、公正、正确。
卢梭特别强调公意的独立性，认为公意须和特殊意志区别开来。在卢梭看来，特殊意志仅代表少数人或个别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不相符合。他指出，公意和特殊意志时常不一致，即使偶尔出现一致，也是一种巧合。
他举例说，如果把普遍意志寄托于君主明日的意志，那岂不是一种非常荒谬的做法？
在卢梭看来，主权在民，共同体治理只能依据法律公意，不能寄希望于少数人之特殊意志（如法国君王）。这是西方宪政思想的重要来源。
卢梭的宪政理想和希腊、罗马历史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荷兰格劳修斯和法国孟德斯鸠的影响（如格劳修斯的自然法理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
卢梭非常熟悉希腊罗马史，对于罗马早期共和制度赞赏有加。在《社会契约论》后半部分，卢梭详细梳理了罗马共和制的种种特点，像库里亚大会、部族大会、平民大会、执政官和保民官选举制度等等。
在卢梭看来，罗马共和制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政体制度，既包含契约精神，又具有现代意义。
卢梭认为，罗马的共和政体首先得益于罗马农民的道德品质。
在罗马共和国早期，罗马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自由公民，同时还是罗马士兵的主要来源。“农民”在罗马文化中不是贬义词，而是道德身份的象征（如公民意识、国家意识、牺牲精神）。
罗马农民构成了罗马部族大会或平民大会的核心力量，罗马人选举执政官或者制定法律，必须经过以农民为主体的公民大会的批准，卢梭说，这是罗马民主共和制的重要保证。
卢梭通过分析罗马政府形式，进一步强调了法定公民集会的重要意义。
在卢梭看来，罗马共同体公民根据法定日期，定期举行广场集会，既可以商议国家大事或审核法律，又可以监督政府职能，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
比如在公民集会上，罗马执政官只是大会的主持人，保民官是大会的召集者，罗马民众的公意才是决定国家大事的主权意志。
对于各种政府形式，卢梭认为，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具体国情选择合适政府，像地理位置、环境气候、人口数量、财富多寡等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政府形式并无绝对好坏之分。
比如，民主制一般适用于国土面积不大、人口较少、民风质朴的国家，卢梭认为，真正的民主制事实上很难实现。
相比较而言，卢梭似乎更欣赏贵族政体，即由少数财阀阶级统治的政府，这也是卢梭政治思想的局限性。
卢梭最为反感君主政体，他认为，君主制虽然效率较高，但很容易滑向暴政或独裁，而后两者是卢梭最痛恨的政府形式。
关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卢梭提出了基本法则：政府只是共同体法律的执行者，政府人员是行政管理者，专门负责执行公共法律；主权者（人民）和政府之间不存在“契约”关系，两者属于委托和受托的关系。人民是委托者，政府是受托者，受托者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官吏，人民可以根据法律改造政府（<社会契约论>第十八章）。
卢梭的政府论对法国大革命产生直接影响，如法国革命派（1789年）领袖罗伯斯比尔尊奉卢梭为精神导师，在大街上诵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总之，卢梭的启蒙思想激进而富有革命色彩，其《社会契约论》是西方启蒙精神重要代表；《社会契约论》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等观点，已被写进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成为西方国家制定法律和组建政府的指导思想。
结尾不妨用一句话概括卢梭思想的精华：唯有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公民社会，人们才能实现社会、法律、道德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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