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 伊塞斯.纳伊姆 著
“权力是由接受者来定的”，这是我最近接收到的一个知识点。其中的逻辑关系大概是这样的，权力的拥有者要求接受者服从，前提是接受者要认你，他不认的话，事情就干不了，权力也就变得空虚无影；而权力要被接受者认可，那么权力的拥有者要有示范作用（表率权）和要能干好业务（专家权）；博弈的结果：你果然出众，我们服气了，权力也就由我们授予了。
当今世界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世界的权力呈现出多样性，于国家在领导手里、于单位在老板手里、于家庭在长辈手里。很久以来，权力的结构一直是这样，老者们的资历、资源和经验对社会谋生有极大价值，他们因此站在权力的最高峰，让年轻人马首是瞻。过去的经验证明，这是一种保持社会运行稳定的有效权力组织方式。但是在如今知识大爆炸的时候，旧知识的作用不再那么举足轻重，而新知识则突显时代特质。因此，当90后成长起来并成为一股撼动世界的新群体之时，它们犹如狮群般的磅礴力量，让旧世界的权力拥有者面露一副手足无措的懵逼相。
旧权力的衰退
一、什么是权力
权力怎么了？伊塞斯.纳伊姆所著的《权力的终结》一书将帮我们理清权力的前世今生，告诉我们答案。首先，我们要弄懂什么是权力？字面上来说，权力是指挥或者组织其他个人和团体当前或者未来行动的能力。更深的去挖掘，权力具有两个特性：一是权力能够被人感知，却很难被量化，权力最终的实施效果要受制于具体的情景。二是权力能够被有效讨论和评估，权力实施的实效、运行的程序、组织的构架都能概入其中。
权力的行使有4种渠道，我以宗教权力为例进行说明，大家有兴趣可以推演其他的权力拥有者。第一、威力，其极端是以武力为后盾的直接干预。如参与宗教要遵守一定的仪式，比如某些宗教要求男性留胡须、女性穿长袍，若违背就要被惩罚。第二、准则，用规章制度要求他人，不具有强迫性，但是会激发他人的道德感。宗教用教义和道德准则规定教徒的日程行为规范，用稳定的价值共识去赢得信徒支持。第三、游说，用说服的手段让他人如何看待事物，进而实现自身的利益达成。如宗教要争取新教徒，就要用传道去说服他人，甚至在现代直接由广告公司负责策划吸引新人。第四、报偿，人们接受报偿去做自己本来不会做的事情。如宗教不仅提供救赎这样的无形报偿，更提供包括工作机会、结交朋友、照顾家庭等有形报偿。
二、获取权力的阻碍——权力壁垒
权力的4种行使方式，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更多的时候是混搭着行使。通过行使权力，权力拥有者就能改变其他行为体对局面的认知，或者能直接改变局面本身，进而在这种变化中实现自身的利益和目的。显然，理论上权力会出现争夺，人们在各种权力拥有者的驱使和被驱使下选择不同的阵营，世界岂不是一地鸡毛、一片乱世。但是，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的，虽然有动乱不稳的地方，但是也有安定昌明的乐土，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权力壁垒”的存在。“壁垒”说明这是一种障碍物，权力壁垒就是新兴玩家要进入现有权力游戏所要求的门槛，或者说是条件与难度。进入权力的体制内，不是想进来就能进来的，你可能需要有基础性的物质条件、可能要有技术的能力、也可能要有上层建筑的法律、执照、商标等要求。不管怎么说，权力壁垒就在那里，你要活得更好就必须跨越面前的壁垒。当然，权力的壁垒有高和低的层次之分，高低的标准也是相对的，它们在时间的长河里不断变化，但一直存在着。人们跨入权力壁垒并不是想从内部拆除它，让所有的人不再遭遇门槛；反而是希望在自己的脚下增加新的高度，让权力的壁垒变得更森严、更伟岸。
在旧权力的统治下，尽管人类依旧生活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但是权力拥有者本身却很排斥竞争。从根本上说，他们建筑的权力壁垒，一方面要阻止新的行为体以单独或综合的办法，运用权力行使的4种方式获取一席之地；另一方面要让已经占有优势的政党、军队、企业、大学、教会等权力拥有者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主导地位。因此，纵使有人心怀鬼胎去打权力的小算盘，权力壁垒也会提醒他们要注意规矩；而权力壁垒的维护过程，也导致“规模化”和“官僚体制”的诞生，从根本上塑造出权力的结构。
三、权力的管理技术——官僚体系
所有的权力拥有者都要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通过组织最大限度地获得和保持权力。无论是对于大公司、宗教团体还是军事部门，答案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壮大规模，取得对人、财、物的支配能力。但是，光庞大的规模还是不行的，管理的技术能力要跟上，于是“官僚体制”出现了。“现代社会学之父”韦伯在20世纪初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中央集权的、规范化的、等级森严的、专业化的能力感到惊讶，曾经的家族企业、工匠、城邦和爱好者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在大型组织面前不堪一击，他在政治、经济、社会学上为官僚体制提供了理论支撑。随着“一战”的爆发，官僚体制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旧权力开始牢固地统治这个世界。
当目睹官僚权力结构在所有领域都占有优势时，韦伯写道：“当行政管理彻底官僚化时，一种几乎坚不可摧的权力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码了这么多字，我不是为了告诉大家“阳光底下无新鲜事”。表面上光鲜亮丽掩盖不了旧权力的危机来临，曾经的权力正在失去优势。有个关于进攻和防守理论是说当进攻的能力变强就容易攻克老旧的防守，这时候进攻性武器是占有优势的；但是，因为进攻性武器的优势势必导致防守方的技术革新，慢慢地防守的能力就能建立新的优势；那么，进攻方要建立新的优势，必须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进攻能力。套用这个理论看，现在貌似旧权力构建在全球都建立稳固的统治方式，但是进攻力量以新的形式出现。叛乱分子、恐怖团体、边缘政党、创新企业、技术黑客、意见领袖、网络自媒体都在以新的方式撼动旧权力。
前任北约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曾说：“过去25年间爆发了很多危机，其中包括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谈判和巴以冲突等。我亲眼见证了，即使是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权力大国，也会受到多种新力量和新因素的制约。他们已经很难再为所欲为了。”
四、旧权力的变化——三大革命
这些新的权力体在旧权力的严防死守下，到底是从哪里钻出来的？新的权力体的一大特征是，他们并不是通过驱逐旧势力而发挥影响力，他们的优势在于不被所谓的规模、资产、集权和等级制度的存量所累，也不用在组织的培育和管理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看待一个新事物总喜欢用因果的理论，有果必定有其因，并且常常会去简单归因于一个单一原因。很多人把新的权力体的出现，归结于互联网的技术的兴起和应用。《权力的终结》的作者认为，其实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旧权力已经受到挑战，有可能是柏林墙倒塌之时，也又可能是在殖民统治衰落的年代。要理解权力壁垒松动的原因，我们需要观察更深层次的变革，观察那些在冷战结束或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经在积累和加速的变革力量。
人口统计数据、生活水平、医疗和教育水平、迁移模式、家庭和社会都变了，我们人生的态度、追求、信念以及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了。作者把这些变化分为三类：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
数量革命直面权力壁垒，让权力结构失效。自1950年以来，世界经济产出增加了500%，人均收入增加了350%，最重要的是世界人口数量比20年前多了20亿。在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时代，物产变得更丰富、人口变得更多、寿命变得更长。更重要的是，数量不断增加的、年轻的、富裕的、健康的年轻人开始改变社会的构成，他们对已经掌握权力的人权造成强大冲击。事实上，受教育水平高而又缺乏耐心的中产阶级才是最近10多年来许多政治变革的发动机，人们渴望进步超过政府改革的速度，人们因无法忍受腐败而结成强大的反对派。对旧权力而言，人口数量愈多、寿命愈长，管理和控制的难度愈大。
迁移革命规避权力壁垒，让禁锢时代结束。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共有2.14亿移民。过去20年，全球移民人数增长了37%，欧洲和北美的移民人数分别增长了41%和80%。移民最初的愿望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但是不知不觉间就改变迁入国和母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对于迁入国来说，大量的移民注定会对当地的联盟、政治选举和商业策略发生改变，甚至会改变教会对信徒的竞争。对于母国来说，移民给母国带来大量的汇款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人才的回流也把先进的技术和观念带回母国与旧权力发生激烈碰撞。与此同时，通信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作用，加速信息的交流，打开人们看世界的视野。总而言之，人民更难被禁锢，并且人民要求分享权力。
心态革命削弱权力壁垒，让一切不再理所当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现在全球有80多个国家的年龄中位数不超过25岁。这些国家对世界事务有着极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约80%的武装民众冲突和种族冲突发生在这些国家。同时，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些成熟的民主国家，民众对领导人、议会、政党和司法机关等民主治理机构的信心不仅处于低点，而且在持续下降。人们心态的改变已经是全球性现象，尤其是年轻人的数量庞大、见多识广、不满足情绪让改变世界成为一种趋势，他们渴望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心态革命促成价值观、标准和规范的深刻变化，它反映出透明度、财产权和公正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权力基础发生巨大变化，旧世界在“转型”中举步维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传统媒体和政治家曾大胆预言，真正投票的时候美国民众不会投给一个哗众取巧的人。最终，川普用选票让他们意外了。国际社会也在发生这样的变化，专制国家40年内从90个减到23个，联合国、欧盟等传统联盟愈发臃肿低效，专注于狭窄议题的小型联盟在起到重要作用。当然，还有就是恐怖主义组织也在增加国际影响力。旧权力拥有者依靠强制的管理手段势必要为控制付出越来越重的成本。世界的集权统治正在衰落，权力正从大而全的政治权力体向更小但更注重利益诉求更专注的权力体转移。
五、旧权力的衰退——喜中带忧
全球范围内，旧权力正在从上到下的整体性衰退，旧有的权力壁垒正在降低高度，跨越权力的壁垒变得容易。越来越多的权力体能够参与到权力的角逐之中，能够分享到权力。结果是一把双刃剑，旧权力的衰退不仅带来民主、自由和个人价值，而且也带来动荡、低效和浮躁。
旧权力衰退呈现的具体问题有：一是催生犯罪分子、恐怖分子以及其他破坏性非政府主体。二是推动极端主义政治的崛起，包括分离主义、排外主义和宗派主义。三是催生形形色色的新型团体、公司和媒体，他们逃避传统的监管隐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四是全球治理出现问题，从家庭到国家社会，我们都陷入“集体行动问题”的风险，如气候变暖、反洗钱和欺诈、反对恐怖主义等，都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而非一方可以单独解决。还有一些不明显但是却持续的伤害，如大机构衰败导致技术和知识的流失、社会运动的平庸化、长远规划的耐心缺失、不确定导致人际关系的疏远化。
大变革时期，个人的价值和需求得到社会的尊重，90后的年轻狮群已经在审视这个衰落的旧世界。但是犹如解放巴士底狱，既让人民得到自由，也让罪犯得以释放。如何取舍？面对未来，作者在最后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远离电梯思维，不要专注于上升或者下降的排名，理解权力体的复杂联系更重要。二是疏远“可怕的简化者”，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轻信极端政治家、高科技噱头的网络公司等组织的美好承诺。三是重建信任，更深的参与到权力之中，推动世界向好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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