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梭
在我们的花园里安放了许多雕像,在走廊里挂了许多绘画。你们对这些用来让公众观赏的艺术杰作持什么看法?你们以为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吗?或者,是以其德行为祖国争光的伟大人物吗?不是。
他们都是一些心灵和理智十分乖张的人物,是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而从古代的神话故事中精挑细选选出来的,而且,毫无疑问,是为了使孩子们先看一看这些恶行的榜样,然后才开始识字读书。
这一切荒谬的做法,如果不是由于人的才能的差异和道德的败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罪恶的不平等所导致的,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是我们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最明显的后果,而且是一切后果之中最危险的后果。
如今,对于一个人,不问他是否正直,而只问他是否有才华;对于一本书,不看它是否有用,而只看它是否写得好。对于有才的人,我们滥加奖励;而对于有德的人,我们却一点也不尊敬。对于夸夸其谈的话,我们给以千百种赏赐,而对于美好的德行,却一种奖励也没有。请各位先生告诉我:荣获这所学院奖赏的最好的论文所得到的荣誉,能和建立这个奖项的崇高宗旨相比吗?
贤者是不追逐利禄的,但他对荣誉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当他看见“荣誉”被人们如此滥加给予,他的精神(他的精神只要稍加鼓励,就能激发起来对社会产生良好作用的)就会消沉、一蹶不振。
长此下去,人们必将愈来愈偏爱那些讨人喜欢的才能,而不看重有实际用处的才能。自从科学与艺术复兴以来,这种现象愈来愈严重。我们有许多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但就是没有公民。如果还有的话,他们也是分散在穷乡僻壤,一生贫困,被人轻视。那些向我们提供粮食并向我们的孩子提供牛奶的人的处境,就是如此;我们对他们的感情,就是如此。
不过,我也承认,这种糟糕的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上天早已做了安排:他在各种毒草旁边种了解毒的药草,在各种凶恶的动物的身体中放了能医治它们给人造成的伤害的药;同样,上天也教导各国的君主(他们是传播上天教导的使者)模仿他的智慧。他让那位年年都将获得新的光辉成就的伟大君王也要像他那样行事:在科学和艺术的领域中虽建立了那些拥有有害人类的知识的著名的学院,但要督促它们倡导美好的风尚和维护风俗的纯洁,并严格要求它们接纳的成员务必身体力行。
这些高尚的学院,得到了那位君王的贤明的继承者的大力支持,并为欧洲各国的君王所仿效,因此,它们至少可以成为文人学士们的一种约束。
因为,既然他们都渴望获得进入这些学院的荣誉,那他们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以他们有益的作品和无可指摘的端方行为证明他们配享这份荣誉。凡是对优秀的文学作品设置奖项的学院,都应当选择足以在公民们的心中激起对道德热爱的题材,从而表明这些学院本身就是热爱道德的,让人民有此难得的机会欣然看到这些博学的学院不仅致力于对人类传播有益的知识,而且还努力于对人们施行有益的教育。
人们对我提出的反对意见,没有一个不反而再次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花那么多心思,表明有花那么多心思的必要;而对于并不存在的坏事,是用不着去寻求补救的办法的。目前的办法既然没有足够的效果,为什么还把它们当作良方呢?为了学者们的利益而设立那么多机构,反而模糊了科学研究的目的,使学者们为搞科学研究而搞科学研究。
从人们采取的办法看,似乎是担心农夫太多而哲学家太少。我不想在这里贸然把农业和哲学加以比较,人们是不喜欢做这种比较的。我只想问一问:什么叫哲学?最著名的哲学家的著作里讲了些什么?这些智慧之友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教益?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在广场上叫嚷:“到我这里来,只有我不骗人。”一听他们的话,人们岂不明白他们都是一群江湖骗子?一个说并不存在实体,一切都是表象;另一个说除了物质以外,便没有别的实体,除了人以外,就没有其他的神;这个人说既没有善行,也没有恶行,善和恶都是虚妄的;那个人又说人是豺狼,他们互相残害已见惯不惊,成了平常事。
各位哲学大师啊!把这些有益的东西拿去教你们的朋友和你们的孩子吧;教给他们,你们不久就会大有收获的,而我们也就不用担心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会成为你们这帮人的同伙了。
那些出类拔萃的大师,竟然是这么一种人!可他们生前却受到他们同时代的人的无比敬重,死后还受到人们永远的怀念呢!他们教给我们的,竟是那么一些高深的学问,还要由我们一代又一代地传给我们的子孙。异教徒的书虽充满了违背人类理智的荒唐语,但它们留下的东西,能与印刷术在《福音书》盛行的时代印制的那些可耻的著作相比吗?留基伯和狄阿格拉斯的亵渎宗教的著作,已经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
那时,人们还没有发明可使人的荒谬作品永远长存的办法。然而,由于有了活版印刷术和它的广泛应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那一套危险的胡言乱语便可以永留后世了。让我们的祖先由于知识浅陋和性格粗犷而无法读懂的这类著名的著作流传四方,让它们在我们的子孙中随着那些散发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气的腐朽气味的有害的作品到处流传,愿它们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一部记述我们的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和作用的可信的史书。
如果他们能读到这本书,他们就不会对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感到困惑了。只要他们不像我们这样荒唐,他们就会举着双手向天,怀着满腔的痛苦说:“全能的上帝啊,你手中掌握着人的心灵,快把我们从我们父辈的论调和害人的艺术中解救出来,把无知、天真和贫穷还给我们,只有它们才是唯一能使我们幸福和受到你的珍视的财富。”
既然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没有给我们真正的福祉增添任何东西,既然它们败坏了我们的风俗,而风俗的败坏又损害了我们的审美观的纯洁性,那么,我们对于那帮力图把阻止人们走近缪斯圣殿的困难通通扫除的肤浅的作家们,应持何种看法呢?人们须知,那些困难正是大自然为了考验努力求知的人是否真有毅力而设置的。
对于那些轻率地打开科学的大门,把一群不适宜于接触科学的一般民众引进科学圣殿的编著者们,我们应怎样看待呢?对于那些在文学事业上不可能有大发展的人,在他们刚一向这个领域的大门迈步时,我们对他们就应当加以劝阻,劝他们去从事其他有益社会的技艺。
一个终其一生只能成为一个蹩脚诗人或二流数学家的人,如果改行去织布,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大纺织家。大自然认定要收其为徒的人,是不需要老师的。弗鲁冷、笛卡尔和牛顿这样一些人类的导师,是从未有过老师的。哪个老师能指导他们达到他们巨大的天才所达到的高度?一般的老师将把他们的能力束缚在老师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从而扼杀他们的天才。
正是由于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所以他们才学会了如何加倍努力,超越他们所经过的广大领域。如果说一定要有某些人从事科学和艺术的研究的话,那也只能让这样一些人:他们必须自信有能力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并最后超过前人。能为人类才能的伟业树立丰碑的,就是这样一些少数人。
的确,如果人们不希望有任何东西超越他们的天才,那就不能指望有任何东西超越他们的希望。他们需要的唯一鼓舞就是如此。心灵总是不知不觉地与它追求的目的成比例的。有伟大的时势,才能成就伟大的人物。口若悬河、最擅雄辩的大师,要数罗马的那位执政官,而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就要数英国的那位掌玺大臣了。如果前者只是在某个大学里当一名教师,如果后者只是在某个学院里领一份微薄的薪水,请问:他们的成就能不受他们工作条件的影响吗?但愿各国的君王敞开胸怀,把最能向他们进献忠言的人纳入内阁,愿他们抛弃那些骄傲的大人物所持的旧偏见:认为领导人民比教导人民更难;好像要求人民自觉为善比用强力迫使他们为善更容易似的。但愿第一流的学者能在朝中找到一个光荣的位置。但愿他们只获得一份与他们的工作相称的报酬,即:由于他们以智慧启迪人民,从而给人民带来幸福而给予的报酬。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能检验由高尚的进取心所激发的并齐心协力为人类的福祉而工作的有道德和科学知识的学者与掌权的君主能做出些什么事情。
但是,只要君主只顾他自己,学者们也只顾他们自己,则学者们便很少思考大事,君主则更少做好事,人民便依然是卑贱的、愚昧的和不幸的。
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上天并未赐予我们巨大的才能,也未让我们获得多么大的光荣,我们将安于我们默默无闻的境地。我们不会去追求我们无法得到的荣誉,何况在目前现实的情况下,对于那种得不偿失的荣誉,我们根本就不看在眼里,尽管我们有能力获得它。既然在我们自身能获得幸福,我们为什么要去求他人给予幸福呢?让别人去教育人民履行他们的天职,我们只努力尽我们自己的天职;我们没有必要在这方面知道更多的东西。
道德啊!你是心灵纯朴的人所探讨的最崇高的科学,难道非要花许多力气并经过许多过程才能寻到你吗?你的原则不是铭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吗?不是只需反躬自问,并在欲望沉静的时候倾听良心的声音,就能知道你的法则吗?这才是真正的哲学,让我们满足于懂得这门哲学。
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在文学领域里永垂不朽的名人的荣耀。让我们和他们之间像古时的两个伟大的民族那样有一个明确的区别:让他们去研究怎样说话才漂亮,让我们研究怎样做事才稳妥。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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