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莽开始一直到隋文帝，历代皇帝都致力于压制地方势力，重振中央集权，为了把人口和资源从世家大族手中抢回来，采取了从王莽的“限田令”，到光武帝的“检核垦田”，再到北魏的“均田制”，最后到隋文帝的“大索貌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到隋炀帝才想明白，世家大族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才选拔机制的漏洞。只有打破用人的框框，大家族的根基才会动摇。
隋炀帝杨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因此杨广创立了著名的“科举制”，以打破士族对官位的垄断。
科举制的最大特点是标准统一、可量化，把以往混乱无序的选官手段变成了理性化的制度。这一制度成功地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的竞争性，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理性”的产物，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难得的科学精神。
科举制是社会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和世人皆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比，毫不逊色。这一制度让底层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士族失去了对官位的垄断权。
当然任何一个制度的成长都需要时间和环境，科举制并不是一下子就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唐代进士平均每年录取不过20多人，宋代则翻了10倍，平均每年200多人。太宗在位21年，由科举为官者近万人。仁宗在位40年，仅进士出身的官员就有4517人。唐代最有名的23位宰相，基本都出身士族。而北宋的71名宰相中，除赵普等4人为开国功臣任宰相外，只有3人不由科举而任宰相，其他64名均为进士或制科出身。
科举制导致中国社会的运转规则发生巨变。日本历史学者内藤湖南因此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主要是科举对财阀的影响）”：宋以前的中国，是“贵族—半贵族”社会，宋以后的中国变成了平民社会，可以说，中国自宋朝开始就再无贵族了。
钱穆先生说：“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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