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沿海的制造业企业，现在搬迁到了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新疆等内地省市，主要是什么原因呢？难道真是所说的什么国际竞争中人力资源红利消退么（国内维持人力资源发展的消费物资价格持续上涨，以及沿海工资水平的刚性上升，而内地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其实并非此因，据本人较熟悉的市场策划研究机构“嘉品策划学院”，在2015—2016年中针对近100家沿海内迁制造业企业的调研，了解到，按照10年前——5年前——至近年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运营平均成本的结构，一般人力资源成本所占的比例不高，但相对来说，固定资产投入的比例较高，特别是生产所用的房地产类固定资产的比例较高，在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变结构中占到近四至五成左右（而人力资源仅占可变结构的一至二成左右），但随着近十五年来中国沿海地区房地产的极端过度投资炒作，城市商住综合用地的资产价值增长的溢出效应，将所在地区的工业地产的价格持续性迅猛拉高，这类资本集中所推动的工业用地价格上涨，甚至超过了相关地区的GDP增长速度和高收益类资本积累的平均增长速度。这首先就导致了第一个严重的负面现象，用于生产的房地产类固定资产，脱离了制造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就是说，很多制造业企业的老板买不起厂房，只有租用厂房，免费为工业地产的老板打工，严重的影响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再投入；第二个严重的负面结果就是，随着租金上涨或者工业用地购买成本的不断提升，这一成本在企业运营成本中，严重挤压其他成本的比例，某些沿海地区的城市，甚至已提占到了八成以上，别说投入资金搞产品研发，甚至搞得很多制造业企业都难以为继了，只有搬家内迁到前面所说的那些内地的省市。而西南某大型城市的某市长，就做得非常不错，在位十多年，集中精力维护GDP的均衡增长，特别是高效营造制造业企业的投资空间，有效的控制当地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规模和价格上涨，保证了投资当地的制造业企业的运营平均成本的结构的合理性，有力的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欧洲的德国等制造业先进大国的经验来看，这位某市长的做法，比较符合高竞争力经济体实现长期持续发展的内在治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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