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读完了“重写文学史”经典(11本)的第一本——《1898百年忧患》(21万字)，这一系列的书籍是早前一位简友的推荐，现在已不好购买，为了节约钱，我买了电子书(亚马逊网)。
无疑，和别人给我推荐时一样，这确实是一套进阶版本的书籍，内容更详尽，时段分得也更细，当然作者文采也不错，它已不是简单而无味的文学史讲解，而是颇具特色，颇有特色的。那第一本到底说什么？说1898年，说近代史，说忧患，说1919年五四革命前的准备。旨在让读者更好的理解这一百年的前十年，1892-1902年之间发生的事。
我在之前简单阅读了序言，就热血澎湃地写出了《不能承受的文学之轻》，而今读罢第一本，更应该写点什么。之前看过的考研参考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是从1917年写起，并把它定为现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的临界点，之前的变故很少提起。所以“我手写我心”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提出来的？提出者是否真的做到了？都无从知道，虽然很多人把这句话作为自己写作的“初衷”或“要领”，当然这里我也没有太多时间为一件事而长篇大论，所以都是简说。
一切的事件发生在晚清的历史基础上。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被发配边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割让香港，186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1861年，咸丰死，慈禧掌权，1894年，慈禧太后就是大寿，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割台湾和辽东半岛，1895年，公车上书，1898年，百日维新，戊戌变法，戊戌六君子死，光绪瀛台被囚禁。
真可谓多事之秋，使得文学的基调是阴沉而愁苦的。最后于1917年爆发了文学革命，那么这之前呢？之前为其做好了充分准备，首先是思想上的，除了人人皆知的谭嗣同等人，从1888年起欲向光绪呈递的变法要事，这里还有一人值得一说，他也是一位不是诗人的诗人——黄遵宪，他虽是受了几千年文化熏陶的儒生，但他的诗却游走在旧体诗与近体诗之间，也被称为继龚自珍之后的第一诗人。
龚自珍曾在1839年己亥年写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然等到20世纪末，光绪帝确有此心，却无力回天。当时不仅接受了谭嗣同等人的上书，也向黄遵宪索书，书名叫做《日本国志》，是其在1877年做驻日参赞时所写，还未等到其再次访日，变法失败就已发生。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被迫做了诗人，“国家不幸诗人幸”，如屈原一般，后人更多记住的是他们的“诗人身份”，而忽略了他们的爱国，而在阅读《楚辞》讲解时也看到，屈原的爱国从班固开始就被认为不太理智，更理智的方法当然是另择明主。但无论如何，历史成就了这位诗人，其在诗方面的贡献就是引入“新词汇”，使新词也能入旧诗，但在实际行动上并未做到“我手写我心”，而更多是拘泥于古代写作章法。
其实说到诗歌方面，这里出了个奇葩，则是事后遁入空门的苏曼殊，他是中国诗史上最后一位把旧体诗做到极致的诗人。其僧人身份，也奠定了其的佛教修养。
说到了黄遵宪，其实他与戊戌六君子一样也是理论派，或者说思想革新派，那么与之对应的也在国家危难之际出力的要属——刘鹗，其与康有为是同龄人，如果要说起他，事迹则是重实业，治水，修铁路，挖矿，办织布厂，经营房地产，救灾，也因此最终也被派发边疆，不在任用，原因就是其的热忱以及超前的意识，类似于现今“引进外资”的思想被认为是“汉奸”。而其广学博闻，却终一次次被命运打击，死于边疆，其《老残游记》本为帮助潦倒的好友而作，却成了一时风尚。再一次说明，百无一用的“文学”有用，国家却是不幸的。
但这本小说算不得新小说的开篇之作，只能算一本好书，和黄遵宪的存在意义有些不一样，因为清末的小说涌现主要因为外国小说的带动，即是一个从翻译到创作的过程，《老残游记》(1906)之前就有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才是最早出现的新式小说，其实说到翻译，林纾算个奇人，他并不懂外语，是由别人口述，他再用古语翻译出来，他是个翻译界的奇人，也是文学上的守旧派。翻译之后，1900年才有了国人创作的新小说，多为“谴责小说”。
除了以上的两个人所代表的清末的两类人，还要提到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当代新学开山第一人——严复。严复(和林则徐同福州出生)翻译的《天演论》是和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同时而谈的，但意义更胜，未能开眼看世界是中国人在清末大多通有的弊病，明万历时，利玛窦因为画了一副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图而引起圣怒，围在慈禧太后身边的守旧派有些也是庸人，黄遵宪在评论曾国藩时都说其不懂外事。无论如何严复是近代翻译界第一人，翻译时提出“信达雅”三标准。
如果说以上所言，翻译界，实干派，变革派，作家等都有了代表，那么接下来要说的“时务文体”则是另一种传播形式，它是由报刊而起，在《清议报》(横滨)成为维新派仅存的重要舆论阵地之前，还有由过梁启超和康有为(后两人在语文问题上存在分歧，康完全在保守的立场上)创办的《时务报》(1896)，确实戊戌变法是失败了，但两样东西却保存了下来，一则是变革意识，维新派中坚力量，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还在奋斗中；二则是京师大学堂。
有了报刊，就有了更好的传播媒介，有了梁启超的文章，就有了“报章体”，“时务文体”，初起70年代，形成于90年代，是适应于鸦片战争后实用文章增多的需要而形成。梁启超和维新派的主张是“文言合一”，使识字者日多。
而京师大学堂是在1898年所立，也是北大的前生，为我国近代最早由政府开办的一所大学。它的重要性不光在于授业，更在于它的历史意义，以及它的精神“兼容并包，科学，民主”，当然还有它的校长，孙家鼐，严复，蔡元培，马寅初(经济学家，因写《新人口论》被批判，《农书》被红卫兵烧)等都是泰斗级的人物。而北大也顺理成章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引进了20世纪初的一些变革:1915年创办《新青年》(曾用名《青年杂志》)，1917年1月，新文化运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呼应胡适的理论，发表《文学革命论》。
其实综上所述，即以1898年为转折点，之前为灾难和变法的曙光，到慈禧的再次“训政”，以及由新词的引入，再到新文体到新文学的变革，其中做出牺牲的，人物之多，观念上的分歧也很多，政治上的守旧和维新的分野，文学上也有守旧和革新的分野，而康有为(语文)，林纾，“学衡派”均站在保守的立场上，黄遵宪和刘鹗则是不愿做文人的文人。谭嗣同曾言“变法就要流血”，那么这条路上流血的人真不少。最后换来的是五四之后小说的“救亡”和“启蒙”运用，重思想轻文学的写作之风也逐渐显现，并逐渐由“文学革命”变成“革命文学”，并最终在文革期间全全服务于政治。也在早期奠定了“忧患”的时代和文学母题，以及“现实主义”的写作需要。这里就不评论利弊了，只说新时代的“文学使命”，不用过度排斥“教化”，因为若从文学中抽离了此作用，文学是多么苍白和空虚，当然一味的教化也会使文学丧失文学性。若要了解更多，看下回解说。
无戒90天挑战训练营第三期
第七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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