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的心》| 艾滋只是艾滋罢了，别说什么罪有余辜

关于同性题材的影视，一类是围绕爱情的自我认可和他人理解；另一类是围绕艾滋病初期的时代悲剧。

在豆瓣的类型标记中，《平常的心》显示的是“剧情/历史/同性”，显然这是一部有大格局野心的电视电影。

《平常的心》是2014年HBO的电视电影，改编自托尼奖同名戏剧（美国话剧和音乐剧的最高奖），以80年代的艾滋风暴为时代背景，根据作者拉里·克莱默的亲身经历，再现了一段平权运动的抗争。获得了第72届金球奖电视类最佳迷你剧提名，第66届艾美奖最佳电视电影。

豆瓣网友有一条评论高度概括了这部同志迷你剧：准备的纸巾都不知道擦哪里好……

肉体很美好，现实很残忍

剧情剪辑上，电影没有要刻意拖沓地渲染一些人的浪漫爱情，而是开门见山的快节奏，开场至四分半时，就有一个片中角色出现了不适症状，紧接着就是艾滋病感染的大范围波及。

1980年代爆发的艾滋病，像悖论一样折磨着同性恋群体。

在那个年代，一直以来，同性恋者争取自己权利的唯一表现，就是性的自由。性就是全部。不用躲藏，可以毫无羞耻、毫无顾及地做爱就是把“同性恋”这一身份带出歧视圈的抗争，他们甚至把乱交当作政治理想一般的存在。

而突然，艾滋病在男同群体中爆发，男同群体中不断有人变得虚弱、死去。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也没有人知道这场灾难会持续多久。

医生给出的建议只能是，停止做爱。而这显然是和同志群体十数年的努力背道而驰。

一旦他们接受了停止做爱的建议，那就是承认，这场灾难的的确确是因为男同之间的性交而产生的，这无疑就是在承认同性恋的存在即为不合理，那么占道德主导的声音就会更加理直气壮——看啊，这群怪物，罪有余辜。

而即便他们停止了做爱，发出寻求帮助的声音，人们也不愿意携手共克这场灾难，异性恋者只是袖手旁观，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滥交乱性，形象实在是太糟糕了。可是这种性交乱性背后正是因为“同志”身份不被认可的阻碍。

所以，越是想得到身份认可，就越自由地做爱，而越自由地做爱，异性恋者对他们的行为越是唾弃。就是在这样的怪圈中，艾滋病爆发了。

从一个个个案中得出规律，疱疹、体重骤减，这是他们知道的关于艾滋病的唯一信息。谁都不是身来就该受罪的，即使被诊断为患者，还是一边流着恐惧的眼泪，一边自欺欺人地强调着自己一切尚好，就好像是在否定这种事实，又或者是在求问，为什么要选中我呢？

这个诡异的面部镜像画面其实可以说是人物内心恐惧的直接表现，两对眼睛、两个鼻子，交错重叠、不可置信。

奈德是少数的在艾滋病爆发初期就呼吁男同要理性面对的人，而且，作为一个有名气的作家，他利用他的言论导向，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和一些朋友自发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G.M.H.C.（Gay Men's Health Crisis 男同健康危机组织）。为患病的男同筹措救治资金，向政府提出诉求，希望得到政府的重视。

在他们第一次自发筹集捐款的时候，一共得到了53000美元的金额，这是他们在这场捍卫行动中为数不多的一次雀跃时刻。他们以为努力是有效果的，以为困难是可以被克服的。

然而，在这个异性恋主导的世界上，为同志群体寻求帮助是非常微妙的。

政商、名流，以往在“同性恋”身份上大做噱头，在文化圈、时尚圈、房地产等各方面赚得盆满钵满的体面人物，都对这个组织避而远之。所以渐渐地，这个民间组织就俨然只是一种抱团取暖的存在。

就是在这种得不到重视的情况下，出现了两种处事方式。

奈德是个彻底的激进分子，他渲染愤怒。他认为只有不断地对政府施压，才能得到必要的重视。他也痛恨那些不愿意出柜的同性人群，躲在暗处，只能自欺欺人，奈德想要让他们站出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这个健康危机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却并不赞同这种处事方式。

而奈德的做法有时候甚至是有点野蛮的，可以说是反复把恐惧强加于同志人群身上，为了给政府施加压力，利用男同志的死，在全美国的电视和出版物上大做文章，对那些已经极度恐惧的同性人群来说是残忍的；为了逼出那些不肯出柜的人，他再次将性变得肮脏、可怕、禁止。在生命遭受威胁的同时，还要承担信念被摧毁的恐惧——性，是同性恋人群唯一的信念。

而这一切，都是时局所逼。

美国政府的不作为，或者说是视若惘闻，一次次地激怒奈德，也一次次地消磨着其他同志人群的斗志。

花整整14个月才好不容易得到一次和政府官员在地下室的见面，而对方竟然还迟到了很久；以工作为要挟要求这个组织里的人不要再公然搞出什么动作；国家卫生研究院花整整一年来提供一张请求拨款的申请表；好不容易愿意拨款资助，也只是区区9000美元，并且强制要求以匿名的形式。

好像所有人都在好整以暇地耗费时间，等着所有同性恋群体从世界上名正言顺地消失，而且而不客气地压榨他们身上最后一点发财的机会：

从一个医护人员手里拿回同性恋人群的尸体——50美元；从殡葬人员手里拿回同性恋人群的骨灰——3000美元，而这只是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异性恋人群拒绝官方地承认艾滋，所以那些生命的死亡得不到证明，他们的丧事得不到承办。

就是在各种言论恐慌中，各种阴谋论也不断出现，在创世纪之后，在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好像又迎来了一次基因筛选，可主导着生死的，并非是宗教里的神，而是普普通通的，如你我一般的平常人，或者是自以为正确的异性恋者。

这座自由城市的不闻不问就像是把同志群体抛弃在纳粹的集中营里一般。

奈德和他的同伴们曾不止一次地发问，为什么我们都快死了，却没人关心？

而在死亡人数不断累加之后，他们似乎不得不承认，只是因为“不喜欢”。

在好不容易得到了白宫的回应之后，奈德问市长顾问，死了那么多人，我很害怕，你难道不害怕吗？

而事实上，市长顾问安排这次会晤，就是代表了，他也害怕，只不过，他担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危。在一番官方客套说辞之后，这个政府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接待室的门关上，从对面那个已经失去了数十个亲朋好友的人嘴里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

“你们”和“我们”是两条生命安全链上的人，成百上千人死去，而“我们”依然是安全的。

所幸的是，他们并不是完完全全地孤军奋战。电影中，作为医生的艾玛一直都在致力于帮助解决艾滋病的威胁，虽然是以一己之力。艾玛（朱莉娅·罗伯茨饰演）从小感染脊髓灰质炎，最终导致半身瘫痪，从始至终她都是坐在轮椅上的。

脊髓灰质炎也是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是无药可医，人们对艾玛也是避而远之的，她也曾经像孤岛一样是外人眼中的“轮椅上的可怕姑娘”。而事到如今，早就有了对症之药，她熬过了人们的偏见和无知。所以她会如此全力地帮助同志人群面对这个医学难题。

同时，把这样一个与大众偏见斗争的医护人员角色困在一张轮椅上，也是从形式上限制她的愤怒、削弱她的反抗，从而可以从视觉上达到一种困难重重的无力感。

就像她作为一个医生，面对这么多的死亡，面对生者的一次次询问，能做出的唯一的解释也只能是：我不确定、我不知道。

这部影视作品的重心是对同志维权的展现，所以从功能性上讲，没有必要把每一个患艾滋去世的人都具体呈现在镜头里，病情的蔓延、时间的流逝都通过一个个转述的数据来达到目的。

而唯一跟踪式全程展现的感染对象——菲力克斯，就像是个典型代表，尽他一人的毁灭来反映整整一代人的死亡。眼睁睁看着他从意气风发的人生里被一点点摧毁。

作为主人公奈德的爱人，菲力克斯的患病，同时也是奈德在这场维权斗争中一个很重要的情感因素。尽管很多处事方式不同的人认为他的这种过分激进是一种领导欲、想出名。

《平常的心》另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对艾玛和奈德这两大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刻画地非常饱满，为人物的行为方式给足了内在动力。所以他们的愤怒不仅仅只是电影矛盾的需要，而是有着人物自己的支撑力度。

奈德在哥哥的衬托下，从小就被当成是不正常的、病态的人，他很小就被送去看心理医生，而自己根本不知道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也曾自己厌弃，讨厌自己是个同性恋，甚至在大学开学的第一周就想过自杀。这样一个从懦弱的性格里走出来的人，过去种种不承认，社会的不承认，更重要的是家人的不认可，才造就这样一个激进主义的奈德。

他痛恨不敢出柜的人，因为经历过那种深柜的恐惧感，也自我厌弃那样的恐惧感。

他极其强烈地要求得到政府对艾滋病情的重视，因为他一直渴望被自己的家人承认。

每一个一开始信誓旦旦要斗争的人，都在这130分钟将尽的时候变得精疲力尽，因为不断地在失去，失去爱的人，失去信念。

不论是愤怒、恐惧、还是绝望，在影片中基本上都是通过面部特写的拍摄方式来达到情绪的表达。而演员的演技也是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静距离特写，或者说，正是这样的特写，才让观影体验格外逼真。

影视作为记录的手段，并没有在结尾时等来一个乌托邦，它只是被现实裹挟着前行， 一直到滚动字幕出现，《平常的心》告诉观影者的依然是因艾滋病死亡人数的堆叠；一直到最后，能做的也只是把那些死去人的名片捆扎好，收进无人问津的抽屉里。

片名《平常的心》，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导向，以平常心去看待艾滋病，以平常心去看待同性恋。

医生艾玛在给病患解释是否会把自身携带的病毒传染给伴侣时，用了一个比喻，有人得了感冒，他的伴侣也许会得，也许不会。

艾滋病也只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它和流行性感冒，和鼠疫，和霍乱一样，只不过是传播途径不一样，病理表症不一样罢了，它不是宗教惩处，也不是罪有应得。

疾病本身不懂何为歧视，只是世人欲加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