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本篇题目“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联想到昨天写的随笔题目“接受常态美，保持热血澎湃”，不禁窃喜自以为昨天的题目可真有一点前瞻思维，这是否可以算得上我对先生在本书中的观点达到某种程度的共鸣。读完本篇后，心中的窃喜回落，不禁叹了一口气，感到任重而道远。阅读竟让我产生这种如过山车起起落落的感觉，真是太有意思的阅读了。
回到本篇。
先生认为，前面篇章所讨论的都偏重欣赏，现在讨论创造。他说：“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一首诗做成之后，不是就变成个个读者的产业，使他可以坐享其成。读诗就是再做诗，一首诗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读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诗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同理，先生写本书是基于对美的欣赏加以解读的创造，而我作为读者写下读书后的随笔也是基于对本书的欣赏加以感悟的创造，也许其他的读者在读了先生的作品后产生不同形式的创造，也许也有读者对我的随笔予以欣赏。可见，读者和作者可以互相转换，也可以启发更多读者和作者；欣赏和创造可以循环往复，也可以衍生出再欣赏、再创造。
但是，欣赏和创造不止是大人独有的，在儿童的游戏中也含有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先生举了儿童喜欢的骑马游戏来表明：“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小孩子心里先印上一个骑马的意象，这个意象变成他的情趣的集中点（这就是欣赏）。情趣集中时意象大半孤立，所以本着单独观念实现于运动的普遍倾向，从心里外射出来，变成一个具体的情境（这就是创造），于是有骑马的游戏。”
儿童是天生的艺术家，然而一般艺术家都是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即融赤子之心和赤子所没有的老练、严肃于一体，这就使得艺术与游戏产生了三个重要的异点。先生指出，其一是“艺术都带有社会性。艺术的创造则必有欣赏者，艺术家见到一种意境或是感到一种情趣，自得其乐还不甘心，他还要旁人也能见到这种意境，感到这种情趣。他固然不迎合社会心理去沽名钓誉，但是他是一个热情者，总不免希望世有知音同情”；其二是“艺术在把欣赏的意象‘表现’出来之外，还要进一步传达于后世，所以艺术必有作品”；其三是“艺术家既然要借作品‘传达’他的情思给旁人，使旁人也能同赏共乐，便不能不研究‘传达’所必需的技巧”。
先生说：“艺术好比一棵花，社会好比土壤，土壤比较肥沃，花也自然比较茂盛。艺术的风尚一半是作者造成的，一半也是社会造成的。”种在土壤里的花之所以能绽放得绚烂多姿，离不开土壤的肥沃，更离不开种花人。种花人首先要有花种子可种，种子可能是被给予的，那么就是肩上有责，也可能是自己有的，那么必须胸中有货、肚里有墨；其次要研究种花的技巧，毛主席曾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袁隆平院士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个“时”；然后要将盛开的花传向外界，这可对应先生所说“传达的媒介”，研究应用这种媒介如何可以造成美形式。然后花的形象就会逐渐走向世人，美就会传播开来。可以以司马迁写《史记》来看，司马迁是种花人，于公司马迁家族自周室起都担任太史一职负有修史的职责、于私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未修完史便去世而留下嘱托，因此司马迁有了花种子，开始修史。他曾从大量史料中“紬石室金匮之书”，也曾走出书斋采取“调查研究”方法远游访问、实地考察，以印证古史的真伪、搜集轶文遗事，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即便后来遭受了李陵事件的殃及而受腐刑，他依然强忍住疼痛与耻辱发奋修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部《史记》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语言而成为传播的最好媒介，成为鲁迅口中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成为《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成为当代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典范之一。
现在，花种子越来越多样，普通人也越来越乐意种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可以是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作品，可以是音乐、美术、雕塑等等艺术作品，意味着人对美的欣赏和创造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方面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感到骄傲，使人们有了稳定的环境和淡定的心态可以欣赏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为人类社会多元的文化得到传承、融合和创新而感到欣慰，使美有了更进一步的再创造、再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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