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追趕？

原本覺得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還是有一點優勢的，不過當看到《牛津学者报告：中国人工智能实力仅美一半》（來源《聯合早報》）之後，感覺還是人家說得更有道理。按照文章所言，人工智能藥分四個方面衡量——“硬件、数据量、演算法和产业”。中國祇有在數據量方面比糜國有優勢，其餘方面還遠遠落後於糜國。這給我們提出要求——如何追趕？

今天《聯合早報》的《早說》鄧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以下是《早說》的全文）：

“虽然国家可以用市场规模逼西方企业转让技术，但它无法转化成创新，所以就只能跟在人家的后面。中兴之痛就痛在这儿。——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副编审的独立学者邓聿文昨天在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撰文，从国家制度问题的层面反思“中兴事件”。他指出，中企技术上缺乏核心竞争力，其核心竞争力往往在于国家支持。但长远来看，这样的核心竞争力没有持续性，因为它缺乏创新最需要的自由。邓聿文表示，国家干预下的企业是不可能有自由的，而没有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有的只是模仿。”

對於他所講的言語是否貼切準確，我就不深究了，我祇討論是否所謂的“自由”就能夠帶來“創新”的問題。

這種積累與所謂的“自由”的關係有多大實在不好說。如果很大的話，那麼為何西方的國家的科技同樣需要仰仗糜國的鼻息？如果大的話，那麽為何在鄧先生認為不那麽“自由”的中國在高鐵方面技術明顯高於世界各國？

“創新”是有基礎的。那就是前期的人才、資金與技術的積累。還是拿中國的高鐵說吧。高鐵的發明不在中國，但完全不能否認現在能造出最好的高鐵的國家祇有中國。原因在於中國已經完全消化了來自日本的技術，並因為全國幅員遼闊，各種氣候條件各種地形解構都存在，要想在這些地方鋪設高鐵，就需要面對比日本多得多的問題。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積累了比日本多得多的經驗。所以，現在中國幾乎可以承擔下世界所有國家的高鐵工程，而日本則未必可以，雖然，日本企業同樣有眾多的人才與資金。

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國要想追趕，不是要考慮是否“自由”，而應該考慮如何集中人才、資金來追趕。當然，如鄧先生所指教的各個企業自己發展（所謂“自由”其實就是各幹各的），在資金上應該沒有太多的問題，畢竟中國企業是賺了不少錢的。不過，企業的人才儲備方面是否足夠，實在是一個問題。雖然企業可以用高薪找來不少人才，但這些人才是否就能在實際中立竿見影地有所建樹實在不好說。畢竟人才的多少祇是數量上的，轉化為技術，尚需要多次的嘗試之後的經驗。這與外國對同一項目研究多年相比，是存在相當差距的。這也是為何牛津學者的報告上說，“‘国家AI潜力指数’为17分，而美国的得分是33”的原因，即便中國在數據量上遠超糜國。彌補這一天然的缺陷的方法祇有加大投入，用數量來彌補這種天然的不足，這樣纔有可能縮短追趕的時間。不過，加大投入如果完全由一個企業自己承擔的話，風險畢竟巨大，企業又是一個講利潤的地方，除非企業預估投入這種高風險之後，利潤突飛猛進，不然，很難提起這種動力。但不要忘記，我們是在追趕，就算投入巨大，最後的技術也是別人早就有的技術（最多也就是平起平坐），想通過這種人家早就有的技術獲得巨大利潤？那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這也就阻礙企業的自己研發的動力，寧願花錢買人家的技術。這種加大投入祇能是企業聯盟共同承擔。有相同技術訴求的企業組織企業研發聯盟，共同投入研發，然後技術成熟之後，共同擁有技術使用權。當然，如果這種聯盟有國家作為後盾支持的話，或許更容易成事。

我的這種企業技術研發聯盟的設想與鄧先生所講的高調的“自由”，好像格格不入，祇好提出來讓大家共同探討。政治正確不一定就是解決問題之道，由其是在追趕的時候。

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