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力图在一个广大的帝国内强制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这种做法超出达到这种程度的技术水平。这种技术水平包括实际的技术手段和专门的经济知识。表现为交通运输、信息交流及其它服务性事业，货币和银行规则，会计统计和数据保存的技巧，甚至官员的心态。
财政制度创始于洪武时代，当时没有将皇帝个人的收入与国家的收入分割开来，帝国的收入与省级地方收入也区分不清，强制对全国的财源进行统一的管理，这样的计划甚至在现代社会也未免过于艰巨，这自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现实的技术手段问题。
很清楚，明朝与以前各个朝代制度相似其实是一种误解。唐、宋、元各代的财政结构从来没有像明代这样僵化，它们的高层政府部门也不像明代那样承担很少实施责任。明代的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最低程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来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绝考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
一
理解黄仁宇先生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大历史”，一个是“数目字管理”，而“数目字管理”的基本概念来自于其对明代财政的研究，也就是这本《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在这本书中，作者的基本论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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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制度与之前各代不同，具有一种收敛性，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尽力实现稳定与均一，极为僵化保守，在财政管理理念、制度与技术上都产生一种倒退，理念上的倒退比如社会对财政管理人员的看法，制度上的倒退比如内外府库、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与责任的含混不清，技术上的倒退比如统一度量衡与建立货币体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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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财政体系的保守性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过低的税率、过度分散的供应体系、过于理想的制度安排在实际运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比如政府人员不足、事务繁琐，公共服务与公共建设能力不够，后勤保障与军队供应出现大的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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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实际的困难，底层执行时往往偏离既定政策，各个地方自行调整的操作与理论政策的僵化产生矛盾，一方面，部分税收潜力不能挖掘，另一方面，变通执行给部分人带来过重的税赋压力或寻租空间，一方面，经济状况的持续变化要求财政体系的调整，另一方面，所有的变革都面临巨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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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最大的失败正在于它完全继承了明代的制度，而所谓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一时期，没有保护商人的法律，货币匮乏，利率高昂，银行业也不发达，田赋的非进步性增强了农业生产的吸引力，损害了商业投资，总之，当时的工商业并没有出现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趋向。
所谓“数目字管理”，包括了理念、制度与技术各方面的要素，理念上的开放性，制度上的清晰性，技术上的先进性，都是不可缺少的。这些要素的缺乏，导致了中国自明代以来在经济社会层面所面临的困境，导致了近代中国所遭受的挫折。
二
我所关心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明代在财政制度上的保守僵化？
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开国者的基本思维方式。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建立一个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政府，而不曾考虑到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特别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除了权利，还有义务，还有必须要扮演好的角色。
明代皇帝推崇小政府，号称无为而治，一方面当然可以说减少对民生的干扰，另一方面，事实上也抛开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直白一点说，就是黄宗羲所说的，“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皇帝如此，所建立的政府也是如此，公共服务不能提供，公共建设不能成功，军队保障不能稳定，最后依然要索之于民，给民生造成更大的危害，富宦之人，自有办法免于赋役，中产之家，往往一次输纳就要倾家荡产，一般的贫民，则要面临没有工资的小吏的索取。
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思想文化上的变动，儒家思想日益保守僵化，这一因素的源头，或许还要追溯到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及这次变法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争斗与思潮转向。不过，回过头来看，思想上的保守与皇权的集中，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先后因果，恐怕也没有那么分明。
中国在明代所具有的一种“非竞争性”的社会地理环境，或许也是促使儒家走向日益狭隘、日益保守的原因之一。在“非竞争”环境下，王朝的唯一目标就是安定内部，“稳定压倒一切”，“不患贫而患不均”，寻章摘句，苦背经书，换取功名利禄，光宗耀祖，是读书人的首要任务。而经世致用，利益民生，承担责任的风气，要等明朝已经风雨飘摇、朝不待夕的时候才重新兴起。
这种思想文化上的僵化保守性，影响了明代治国的基本理念，决定了制度变革所要面临的强大阻力，事实上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明代官员的总体实务能力。
三
决定一个朝代的治理水平的，当然有技术性的原因，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就无法建立更为先进的制度体系，或者哪怕建立起来，也无法有效运作。而能不能不断适应，不断调整，以求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建立起最有效率的具体行政机制，则取决于当时基本的思想文化背景与整体的制度框架。
在思想意识上，僵化保守的直接表现，就是各种争论不再就事论事，而是迅速地演变成道德高下、对错是非，把技术性的问题不断升级成立场问题、政治问题。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不能局限于个人之修养，而要有关注社会的情怀，另一方面则要有开放的胸襟与长远的眼光，有经世致用的着眼点与具体而微的着手点。仔细想来，这也是回归儒学之本源的体现。
在制度框架上，正本清源的第一点，就是要明确定位，明确国家、政府、个人及其它各个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当然知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是在不断变动的，而其基本原则，则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一致。其次，是要在经验主义与理性设计之间取得适度的平衡，容忍竞争的存在与局部的、暂时的不稳定。这当然需要极高的智慧，也依赖于思想意识上的开放性，但这或许就是明代以来数百年的经验教训所留下的启示。
《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不时常审视自己所处之位置与所承担之责任，不时常反省自己之所知与所不知，不时常调整适应，不保持谦卑，不知敬畏恐惧，正是致败取祸之源，并将因其所处的位置而害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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