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不简单，有内因也有外因。
一种文体忽然式微，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没人用了，原因是社会政治大坏境的影响。
而宋朝灭亡之后，衰落的不仅仅是词牌，诗也一样，赋也一样，当时整个汉学文化都衰落了，儒生在元朝的社会地位排在最后面，和娼妓一个层次。铁蹄南踏，摧枯拉朽，谁还有时间吟诗填词？
自身发展规律
实际上，我们从文学发展史来看，词牌的衰落是一定的，只是宋朝的灭亡改变了这种文体的没落速度。其实所有文体，走的都是一个路子：发于民间，兴于文人，死于高端。一旦一种艺术形式（包括文体）进入格调化，高级化，也就丧失了创造活力，变得呆板而高雅，最终趋于平淡。
诗走这个过程大约走了一千年，从春秋战国时期民间釆集的诗经，到音韵学发展的魏晋，再到格律诗大兴的盛唐，随后就进入了平淡期。
进入高格调的诗歌形式满足不了普通大众的娱乐需求，所以更加适合越来越复杂音乐的歌词形式“词牌”发展了起来。而词牌从唐时的曲子词发展到北宋时期周邦彦对所有词牌进行规范化，严谨到使用“平、上、入、去”四声来核定平仄，只用了四百年左右的时间，这是因为大众欣赏水平提高了，音乐更加复杂化，而创作者站在前人肩膀上，走得更快的缘故。
实际上我们纵观词牌发展史，走到周邦彦这个顶峰之后就应该平淡下来了，后来的姜夔、吴文英就是按照这个路子走成了大家，称为格律派。可是我们也知道再也不会出现柳永、苏东坡这样改变词牌发展的大人物了。
不过历史在这个是时候拐了个弯，北宋灭亡了。
北宋灭亡的中兴
“国家不幸诗家幸”，其实对词牌也是如此，北宋的灭亡对汉文人的心里打击是巨大的，但是在南方还有生存空间。
政治格局的改变，衣冠南渡的离乱，生离死别的痛苦，国破家亡的心酸，激发了大量文人志士的创作热情，让本来循着规整走向衰落的词牌重整旗鼓，豪放派与婉约派并行发展，延续了一段辉煌。这段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李清照、辛弃疾、张元干这些词人。
而在南宋偏安一隅百年之后，社会风气发生了改变。朝廷没有打回去的意思，老百姓是没有办法的，爱国文人的心中是郁闷而愁苦的。而且这种随时可能灭亡的心态在消磨完老一辈爱国文人之后，就催生了和当年南唐、晚唐一样的颓废心思。文人要么追求隐逸，要么追求宴乐，不问朝政，今朝有酒今朝醉。
这样的社会风气，让已经格律规整化的词牌失去了豪放派的生存土壤，只剩下了自哀自怨和不管世事、孤高自处的婉约派。
词牌的内容失去了力量，只剩下了柔弱，便格式再精巧，用词再高雅，气势上已经输了一筹。这和诗从曾经盛唐飞歌的昂扬气象走向晚唐的鬼魅言情的路数是一样的。
上层建筑决定待遇
进入元朝，汉人的生存空间完全被挤压了。这种阴柔的调调也没用了，蒙古人根本就听不懂啊。所以才会有散曲和戏曲的突然爆发，诗和词原来只是脱离群众，你现在还写诗词，不但脱离群众，连统治阶层都看着你烦。
唐诗的兴盛是文字和音韵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也是朝廷推动科举的结果。宋词的大昌是音乐和文字发展的结果，但更是上层人士爱好并带动整个社会倾斜的结果。
轮到游牧民族做主了，这些高深的东西在他们看起来就是矫情，不如来几曲大花脸唱戏痛快。可他们却掌握着政权和生产、生活资料，诗词的没落在宋末元初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取而代之就是更加通俗易懂，更加泼辣泼皮的“曲”。
同时，蒙古人的南下也带来了语言发音的巨大变化，北方话开始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最明显的就是原来的入声字慢慢消失了，一直到今天的普通话。
对待诗词的正确态度
词牌和诗一样，发展过程有偶然性、必然性。词牌的兴衰有北宋灭亡而中兴的偶然，也有最终走入平淡的必然。
所以我们今天谈诗词，用欣赏、研究、爱好并创作的态度去面对才是正确的。
尊重古人的创作成就，但也不要唯古是尊。要让一种艺术形式保持活力，一定不要把它捧上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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