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读史零简》
“史”字的较早含意，是指一种特定的人。《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篆文写作“当”。“三”即“右”字,指右手。《说文解字》“从又持中”,是从字形的构造来说的,这应该是个会意字。“记事者也”是说记事的人，这应该是“史”字较原始的本意。“中”是什么，解释不一样。有人说“中”是简册，有人说“中”可写作“十”,象笔形。说法不同，总是认为“中”是跟记事有关的事物。一定要说出这具体的事物是什么，恐怕也落实不了。至于说，“中,正也”,这是把儒家思想附会上去显然是不足取的。——史的原始含义。我的理解比较简单粗暴，可能就是计数的，计日期、计人数、计商品数量价值。
孔子说:“文胜质则史。”这个“史”字,我想就是作为神职的“史”。他既然要媚神，当然就“文胜质”了。——质胜文则野。其实这句话我一直由疑问，感觉好像说反了。史按理说应该以质为先，不要求修饰美化。看到这个论述感觉有点启发。因为史早期的功能可能就是将人间的事情记述并向神述说，与巫卜性质接近，所以早期可能并不以秉笔直书为首要原则，而是要媚神。这里想起圣经中神与人的种种博弈。可惜我们上古早期的史料留存太少，还不太有强有力的作证。
明确地把历史记录跟客观历史区别开来，恐怕是从李大钊开始的。他在《史学要论》中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形成，是人类生活的连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它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尸、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寻，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他又说二十四史等等，“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它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它们就是历史。”这两段话，把历史跟历史记录的区别说得很清楚,是前所未有的科学论断。——这个评价恐怕不能完全归功于李大钊的历史地位，这段论述也确实比较精彩。历史不是任何历史著作本身，学习历史不是读这些文本本身，如果是的话，那么历史真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学问了（逻辑上），只需要比较谁读书读得多就行了。甚至也不是历史真相本身，而是一种建筑于历史资料文本之上的不断追寻与解读，这样历史学才能有持续不断的生命力。
这么说来，读史书，只能算是研究历史的准备工作，这样无疑就极大的抬高了历史研究的门槛。
顾炎武记他祖父的话，说:“著书不如钞书。”炎武十一岁的时候，祖父就让他读《资治通鉴》,不让他读《通鉴纲目》。祖父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窃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见于《四部丛刊》影康熙刊本《亭林文集》卷二，《钞书自序》。——这个道理，也是存疑。
孟老夫子说得好，“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自得，是治学很要紧的一条。我们不主张故意的标新立异,也不提倡没有理由的创新,但是我们决不可以随声附和，应当以此为治学之大忌。我们应该向别人求教，但决不应该跟在哪个老师或权威后边，唯唯诺诺，不肯表示自己的见解。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老实地说出来。对于别人的错误,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对于自己的错误，也要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对于个人学业的进步，对于学术界的进步,都会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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