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
本文是一篇介于小说和寓言之间的故事，其中的人物，虽说都是人，但更符合动物人化寓言中的动物形象，俗称“工具人”，他们承载的仅仅是一个泛化符号，一个现象。
那四个要渡河的人和摆渡人既能被归为一类人，也能被归为一类事。
有钱的泛指所有有钱人，大力士泛指所有蛮力者，有权的泛指所有掌权者，作家泛指所有作家，摆渡人则指所有事件发生中的接收者，即被作用的对象。
他们也能被归为一类事，即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各种因素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钱的可以利用金钱办成事情，大力士可以利用蛮力办成事情，有权的可以利用权势办成事情，作家可以利用情感办成事情，而摆渡人则是那一件亟待解决的事件。
如果我们忽略作家过河的波折，而直接比较四个人过河的方式，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这篇文章前半段的用意：所有人都能够凭借自身的优势完成难题，而一个事件的解决也有各种突破口，我们应该善于发挥所长解决事件。但考虑到摆渡人这个“工具人”是主动提出要过河人亮出他们的武器，就丧失了自我寻找优势这一探讨点，所以这只能算作一个潜在寓意。
那么我们可以回到作家的过河波折上来。有钱的、有力的、有权的都顺利地过河了，摆渡人爽快地对他们屈服，投降于诱惑和暴力，但对于作家却没有屈服，他看不起作家“作家”的身份。其实这点暴露出了一个地位受众群体的问题，钱、权、和力的威势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一目了然，大部分人都能够一眼看到这些东西的强大，这些均属于外露型优势；而才华，也就是作家具备的写作素养，属于内敛型优势，这种优势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一个撑船的船夫更看不到，假如说，这个船夫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可能一听作家的名就恭恭敬敬地把他请上了船，奈何他不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会当船夫，高级知识分子同样不是大多数人所能企及的，所以作家遇上这样尴尬的情况是大多数的。
但后面笔锋一转，作者写，船夫因为听到作家的长叹而让他上船，他说那一声“叹”比“唱”好听，这里便有了真情和假意的对比。“叹”是“真情”，“唱”是“假意”，本文以“摆渡”为题，终于是写到点上了。本文所要关注的不是关于摆渡的别的什么，不是摆渡的受益者，不是摆渡的施加者，而是摆渡的目的，而如何达到摆渡的目的？作者给出了答案：真情实感。
没错，就是真情实感！
真实的情感是让人从此岸到达彼岸的凭借，此岸和彼岸可以被赋予多种多样的解释，但作者的作用就是帮助你找到到达彼岸的答案。
其实，后面的剧情则更有寓言的意味，由于作家这一工作意义的虚化和朦胧，作者不得不让文中的“作家”投身于摆渡事业，以这一事业的实体形式作为一个喻体来解释作家工作的主体，也算是坐实了文章中作家“工具人”的形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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