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李鸿章

中国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fú]，号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晚期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世人多称“李中堂”，又称“李二先生”“李傅相”“李文忠”。

绝命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早年随业师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并受命组建淮军，因战功擢升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累加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肃毅伯。期间参与清廷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事务，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上海广方言馆等洋务机构，又组建了北洋水师。甲午战争中，因诸种失误，使北洋水师覆没，战后作为特使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启用为两广总督，翌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参与“东南互保”，并奉命北上谈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政府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不久后即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九岁。死后获赠太傅，晋封一等肃毅侯，谥号“文忠”。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慈禧太后视为“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及“匡济艰难，辑和中外”之人。同时西人有视之为“当世三杰”“中国俾斯麦”者。但因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之个人贪腐、决策失误等问题，也招致诸多批评。其著作多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李鸿章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15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东乡（今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是县学优廪生李文安与其妻李氏之子。谱名章铜。因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鸿章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李文安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李鸿章遵父命北上，并作《入都》诗十首，以抒发胸怀，其中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宏愿。入京后，李鸿章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鸿章应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房师为瑞安人孙锵鸣。同年，与周氏完婚。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鸿章入京会试，但不幸落榜。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李鸿章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鸿章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列二甲第三十六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月，朝廷“引见丁未科散馆人员”，李鸿章被改授为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湘军幕僚

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迅速向东发展。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诏谕吕贤基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随同吕贤基回籍办团练。五月，李鸿章带兵守卫和州裕溪口，首次与太平军交战。次年（1854年），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必禄·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因克复安徽含山县之功，李鸿章被赏带知府衔。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随同安徽巡抚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十月叙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咸丰七年（1857年），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次年（1858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李鸿章被派往安徽军营，由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何图哩·伊兴额统领。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败绩，急需人才。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在曾国藩的教导下，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发生转变。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鸿章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鸿章在旁数言而决。

咸丰十年（1860年）秋，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国藩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1861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这时，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受到重用，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左右手。

组建淮军

咸丰十年（1860年），在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太平军进军苏、杭，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到上海。为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开始时属意曾国荃及湘军宿将陈士杰组军东援未果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得益于之前庐州团练的基础和他在当地的各种关系，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响应，使淮军的组建、招募较为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曾为李文安的幕僚）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

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
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
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

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
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幕僚，转变为清朝统治集团重要的一员，并在军事上取得独当一面的指挥权。

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三月，经曾国藩推荐，李鸿章被署任为江苏巡抚，十二月改为实授，一度暂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曾国藩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让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李鸿章还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他还采取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在掌握地方实权后，他在江苏大力扩军，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6、7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

为了认真训练淮军，并与外国雇佣军协同作战，李鸿章与英国舰队司令何伯、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规定：（1）李鸿章派出淮军六千人与外军“共维大局”，其中三千人进驻南桥，三千人由英国军官负责严加训练；（2）作战中夺取的军需品应归淮军所有；（3）双方军事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给军事情报。同治二年（1863年）春，李鸿章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议明常胜军及统带官由李鸿章指挥。常胜军整顿后不久，李鸿章与新任统领查理·乔治·戈登关系良好，很快“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

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英国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常胜军闹事事件，并用计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平定天国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郭松林、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李鸿章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于上海，是其创办洋务之始。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时，苏州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降将郜永宽等八人（程学启入城后“搜杀悍党二千馀人”），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尽杀云官等八伪王及其党数百人，此事虽太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
曾国藩接报后，在十一月的日记中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苏州城破后，李鸿章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

与此同时，北路李鹤章、郭松林、刘铭传等攻克无锡、金匮，程学启与道员吴毓芬等攻克浙江嘉兴。处于节节胜利中的淮军一路推进至常州城下，李鸿章亲自督军攻打常州，于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破城，捕杀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佐王黄和锦。此时，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李鸿章骑都尉世职。攻克常州后，常胜军宣告解散，留洋枪队三百人、炮队六百人并入淮军。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出击。第二天，湘军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六月二十九日，清廷因“金陵克复”，封李鸿章为一等伯爵（次年定伯爵号为“肃毅”），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这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

出击捻军

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朝命曾国藩往皖鄂交界，督军防堵从湖北东下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及捻军，命李鸿章前往江宁，暂署两江总督。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剿捻统帅博尔济吉特·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李鸿章再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八月，他奏请置办上海虹口洋人铁厂机器，与丁日昌、韩殿甲旧有的两局归并为江南制造总局，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

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

李鸿章上任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

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李鸿章挂帅之初，正值东捻军突破曾国藩原设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
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重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同治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订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几乎丧命。幸亏鲍超及时赴援，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一意回护刘铭传，鲍超反被诉为虚冒战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二月，东捻军又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间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

第二阶段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实施胶莱河、运河防线，主战场移至鲁东。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复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确定采取“倒守运河”之策，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做战场，疏于防范，结果东捻军在七月间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后，李与丁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捻军“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十月，任柱在苏北赣榆战死，随之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李鸿章因功赏加骑都尉世职。

第三阶段是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当东捻军困厄之时，西捻军紧急驰援，以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而迫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大震，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竟无一人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淮军几至瓦解。李鸿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的处分。对此，李鸿章认为是“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但当危难之际，李鸿章仍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也命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李关系。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于二三月间，一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议定“就地圈围”之策，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又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六月初，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成，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河水陡涨，处境更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已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于同治八年（1869年）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兼署湖北巡抚。

总督直隶

回武昌后，李鸿章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李鸿章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天津教案发生，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李鸿章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因曾国藩的处置为舆论所非议，民怨沸腾，故朝廷命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办理此案，这是李鸿章的第一个涉外关系事件。李鸿章最后同意赔款40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去法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8名肇事者处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

成功调解天津教案后，李鸿章在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被调为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他以一人主管直隶一省政务、北洋三口“通商”，同时直接涉及国家外交事务。有人认为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更有学者说，此时直隶总督“几有成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趋势”。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鸿章与曾国藩会奏陈兰彬选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同月，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李鸿章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北京专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借口“马嘉理案”，对清政府施压。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发动战争的要挟下，李鸿章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于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使其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中法战争

自19世纪下半叶起，法国开始不断侵略清朝的藩属国越南阮朝。通过两次《西贡条约》，法国迫使越南承认法为越保护国。为深入侵略清朝西南地区，法方于光绪九年（1883年）再度发动侵越战争，占领战略要地北圻，击败清军，中法战争由此爆发。

战争初期，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光绪十年（1884年）初，清军败于北宁之战，并丢失太原和兴化两地。在此情况下，慈禧改组军机处（参见词条甲申易枢），主和舆论渐起，清廷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与法国议和。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双方停战。同年6月的《第二次顺化条约》使越南不再对清廷朝贡，改受法国控制。此时，清廷虽与法国签订协定，但李鸿章一直未下令让清军退回清朝境内。6月23日，“观音桥事变”发生，局势恶化，而谈判又陷入僵局。因清、法谈判破裂，由孤拔指挥的法军舰队袭击福州，攻击南洋水师，并围困台湾。在越南战线方面，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清军取得镇南关之战的胜利，迫使法总理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茹费理辞职，法新政府随即向清廷提出议和。李鸿章在战争中主张“乘胜即收”，建议挟胜与法国缔约。清廷亦难以继续战争，因此同意议和，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其僚属赴巴黎，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之后，清政府批准《李福协定》，并将越南境内清军召回。

在英国调停下，李鸿章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5月起作为清朝全权代表与法国公使巴德诺（Patenotre）在天津会谈，6月9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越南条款》《中法新约》）。条约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并使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

北洋始末

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于同治二年（1863年）左右创办了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到兼任北洋大臣后，他开始筹办洋务，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都是该期间的重要成果（参见主要影响“洋务重臣”部分）。因为对日本的扩张政策有一定瞭解，他也被认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他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自光绪五年（1879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开战前，北洋水师逐渐建设成军，号称“亚洲第一舰队”。但清廷的内耗也使得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次年（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依《天津会议专条》通知日本。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因变乱很快消散，日清两国军队抵达时已经大致平定，清廷乃提议双方撤兵，不意日方竟要求两国军队持续驻扎，共理朝鲜国政，清廷拒绝。五月，日军突入皇宫，挟持朝鲜高宗，迫令大院君出面掌理国政，在遭拒后将其软禁。李鸿章察觉事态严重，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急调陆军自辽东进入朝鲜，和日本相抗衡。

为求速效，李鸿章又租赁英国船舰高升号载运部分官兵由海路进发。但在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高升号，溺毙官兵上千。后日舰又不宣而战，在丰岛袭击载运清军进驻牙山返航的济远、广乙两船，使得广乙沉没，济远遁回威海卫。此外，日本陆军在牙山发起攻势。

清廷无法忍耐，决定对日宣战，却因入朝大军尚未会合而屡遭失败。八月十六日（9月15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日军乘胜追击，自陆路过平壤向北前进，跨越鸭绿江攻入辽东，连下辽东要地，又由旅顺渡海进击山东荣城、文登。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参见词条黄海海战）。此战清舰沉没4艘，日舰亦遭重创，但北洋水师对黄海的制海权尽失，其余船舰尽数退至威海外围的刘公岛。

延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被日本海军包围的刘公岛成为孤岛，丁汝昌自尽，北洋水师或被击沉，或被俘获，全军覆灭（参见词条威海卫战役）。这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马关议和

中日双方的议和其实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就已经展开，在美国斡旋下，清廷首先派出全权使节张荫桓与邵友濂来到广岛，希望能会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交大臣陆奥宗光。然而日方以张、邵二人所携带之全权委任状并不完备而拒绝交涉，持续陆海两方攻势，暗示要恭亲王奕䜣或李鸿章出面。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在不愿意但无法拒绝的情况下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山口县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议和。

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因此，在交涉最初，谈判陷入僵局。在第三次谈判后的3月24日，李鸿章于马关住处的路上遭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眼睑下方，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此事使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唯恐国际局势对己不利，因而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清政府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本为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岛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伊藤博文签署《马关条约》。据说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李鸿章曾经垂泪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以抵抗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和。”

根据和约规定，朝鲜从原先清的属国成为独立国家；清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与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日本取得最惠国待遇，同时在新开放的商埠得以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这强化了日本对华的资本输出。双方在协议期间，李鸿章私下将交涉经过向其他列强通报，促使不愿日本独吞辽东半岛的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要求日方放弃辽东半岛。日方屈服，同意放弃辽东半岛，以清政府支付3000万两“赎辽费”作为补偿。

出访欧美

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成功进行“三国干涉还辽”，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李鸿章及恭亲王、翁同龢、刘坤一等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于是，为应对不断崛起的日本造成的威胁，清政府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东北的矛盾，联合俄国来限制日本在华的扩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较早提倡“联俄制日”的李鸿章奉命作为“钦差头等大臣”前往祝贺。李鸿章从上海出发，经敖德萨到达圣彼得堡。先后与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尼古拉二世举行会谈，俄方提出在清朝境内“借地修路”，并以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作为承诺。到尼古拉二世加冕时，李鸿章前往祝贺，被安排在首席贺臣的行列。四月，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此后，李鸿章先后访问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行程9万多公里：6月14日，李鸿章觐见德皇威廉二世，6月24日又前往汉堡拜会前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均受到高规格的接待；7月4日抵达荷兰，8日前往比利时，13日抵达法国巴黎；8月2日抵达英国，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维多利亚大十字勋章；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受到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接见。

在这些国家，李鸿章受到盛情款待，会见了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达官贵人，还参观了工厂、农村、报社、学校、矿山、电报局、银行、军队、博览会等。在德国，他专门请医生以“电照法”（即X光）检查了在马关遇刺时仍留在脸上的子弹。在英国他还参观了英国议会，曾坐在下院特设的席位上听议员发言议政。在美国，李鸿章参观了独立厅、自由钟、美国国会、国会书馆；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他抨击了美国的《排华法案》。9月14日，李鸿章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起程回国。

这次出访，使李鸿章眼界大开，对西方、尤其是西方“立国政教”的认识又深了一层，正如他刚回到天津后给亲信吴汝纶的复信所说：“所见过于所闻。”在给吴汝纶的信中，他得出了欧美“立国政教”的“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

积劳薨逝

从欧美归来后，踌躇满志的李鸿章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的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本人也未获重用，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英国向清廷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区，为期99年。李鸿章代表清廷与英国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乘船南下广州，途经香港，与香港总督卜力等会面，商讨鸦片管制、打击海盗、九龙寨城管治权等问题。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同年5月，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干涉义和团运动。6月，慈禧太后决定“招抚”义和团，对各国宣战，北方局势一片混乱。

此时在广东的李鸿章对慈禧太后这一举动颇不以为然，当他接到宣战诏书以后，当即以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随后打电报给在上海的邮政大臣盛宣怀，并让他将此意密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议采取权宜之计，来维持各省现有的秩序，使各国放心。在盛宣怀等人的策划、联络下，刘坤一、张之洞等于6月26日同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保护条款》。李鸿章对此完全赞同。

在时局日益糜烂时，据说张之洞等还提议，一旦北京不保，慈禧太后与光绪死于非命，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在此期间，港督卜力和香港政治家何启博士也有意拉拢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谋求“两广独立”，建立联合政府。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且李鸿章在不久后奉诏北上而作罢。

五月二十二日，清廷让李鸿章奉旨北上。但他认为时机不合适，便借口拖延。六月十二日（7月8日），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不得已，才缓慢出发，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一边打探北方消息，一边探听在上海的各国公使的意向，并与刘坤一联名上书，建议朝廷保护各国洋商、教士。他的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直至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北京沦陷，两宫逃亡，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准其便宜行事”。各疆吏也都对李鸿章北上之事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李鸿章要求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和军机大臣瓜尔佳·荣禄参与此事，得到允许。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5日，由百名俄军护送，自天津乘船北上，11日到达北京贤良寺西跨三院。贤良寺由俄国兵把守，外国报纸评论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抵京当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开始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代表进行艰难的谈判。李鸿章与列国以国际法为依据，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故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经过多次讨论，列强确定了十二款条约。李鸿章等则按照清廷旨意与各国“磋磨”，力争“稍资补救”，然而列强态度强硬，寸步不让。拖延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签字后，他遭到多方责难。学者辜鸿铭曾当面批评说：“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由于早年马关遇刺失血过多，李鸿章一累就有眩晕的顽疾。劳累过度的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旧病复发。之后，他吐血不止，“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7月，李鸿章病情加剧，不能视事。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李鸿章与庆亲王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同月，李鸿章又患上伤风，“鼻塞声重，精神困倦”。10月30日，在死前八天，他还到俄国使馆议事，据说俄使对其竭尽恫吓胁迫之能事。归来后，李鸿章“呕血碗许”，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此后，病情似有好转，随后又转入危急。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据随慈禧回銮的吴永记述说，慈禧在得到李鸿章病危的奏报后，甚为顾念，为之流涕，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次日，李鸿章逝世的消息传来，慈禧“震悼失次”，随护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同“梁倾栋折，骤失依恃者”一般。

两宫回銮后，对李鸿章降诏奖谕，命恭亲王溥伟前往奠醊（后又派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赠官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号“文忠”，并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同时，清廷允许李鸿章入祀贤良祠，在其原籍及立功省，如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等地，相继建祠祭祀；京师则特建专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得以在京师建祠的，仅李鸿章一人。

主要影响：洋务重臣

在坚持“中体西用”的基础上，李鸿章认为，只有变法，才能应付时局，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对于当时全国的因循守旧风气，他反复抨击，并深为叹息。

前期

李鸿章的“变法”从“自强”开始。同治四年（1865年）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李鸿章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接管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正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

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后期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他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因此，他在继续筹办“船坚炮利”的军事工业的同时，把学习西方的重心转移到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上来了。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

其后，在整个19世纪70、80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但李鸿章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之后，由官银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清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财政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由此实现了李鸿章“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栢百年根本之谋”的目的。

不过，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方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而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是从洋务中大发横财。

建设水师

面对列强自海上而来的威胁，李鸿章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次年（1875年），因海防“关要紧急”，李鸿章奉诏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光绪五年（1879年），北洋水师开始建军，其后不断添购战舰，逐渐建设成军。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北洋水师得到发展的机会。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开战前，北洋水师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其主要舰艇包括：

“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战列舰）；
“济远”“经远”等11艘快船（巡洋舰）；
“镇中”“镇东”等6艘蚊子船（炮舰）；
“左一”“左三”等14艘鱼雷艇；
3艘练船（练习舰）；
“海镜”等5艘运输舰；
“宝筏”“犀照”2艘通报舰。
在建设水师的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清廷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使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对外交涉：外交思想

早在曾国藩幕下时，李鸿章就提出“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他在上海等地与西方人频繁接触，由此萌生了学习西方军事的思想，并着手招幕外国工匠，开办军火工厂，自制枪炮。

在与列强的频繁交往中，他的视野不断开阔。认识到，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此，李鸿章曾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进而主张在积弱的情况下“不能不以和，允为御侮长策”。后来，李鸿章把自己的内政、外交思想集中地概括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

其中“和戎”的含义有二层，一是维持现有局面，承认并遵守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已获取的非分权益。二是在中外冲突中着重求和，如马嘉理案、中法战争及甲午战争期间中，李鸿章均认为中国“兵单饷匮”，“断不可轻言于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真可谓“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

李鸿章并不认为“和戎”是一味妥协，为“和”而“和”。他说“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也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在具体的条约谈判中，李鸿章总是能争就争，能少让就少让。如《马关条约》，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他“争回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的谈判精神。

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但在签订逼迫中国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李鸿章是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常常是列强指定李鸿章去谈判，他甚至在与俄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收取贿赂。

签订条约

李鸿章一生，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各国（主要为欧美列强）签定的条约（大部分为不平等条约）有：

李鸿章与各国签订的主要条约
时间

同治十年（1871年）9月13日
《中日修好条规》
中国（清）&日本

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1874年6月26日）
《中秘通商条约》
中国（清）&秘鲁

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76年9月13日）
《烟台条约》
中国（清）&英国

光绪七年八月十一日（1881年10月3日）
《中巴和好通商条约》
中国（清）&巴西

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1884年5月11日）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中国（清）&法国

光绪十一年（1885年）4月
《天津会议专条》
中国（清）&日本

光绪十一年（1885年）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
中国（清）&法国

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1886年4月25日）
《越南边界通商章程》
中国（清）&法国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
《马关条约》
中国（清）&日本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1月8日
《中日辽南条约》
中国（清）&日本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6月3日
《中俄密约》
中国（清）&俄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6日
《胶澳租借条约》
中国（清）&德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9日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中国（清）&英国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
《辛丑条约》
中国（清）&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十一国

教育储才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办了一批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李鸿章认为传统的旧式教育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因此他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积极倡导对自然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知识的教育传播，重视留学生教育，拉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帷幕。

改革科举教育

李鸿章对科举取士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因此出现“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不能重视学习西方“利器”的情况。同时，他赞同西方教育“求实际”的精神，他进一步提出，中国要自强，需要从学西方“利器”到引进“制器之器”，重点是培养自己的“制器之人”，“而尤以人才为亟要”。同时，他主张兴西学，改革中国传统科举制度和教育模式，并付诸实践。

创办新式学堂

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堂：上海广方言馆（原名“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同治九年（1870年）初，上海广方言馆迁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与工艺学堂合并。上海广方言馆设有英、法、算、天文四馆，并将学生分成上下两班。在教学内容上，上海广方言馆除了传统的经史古文时艺外，还增添了西语西文和自然科学。其中算学知识是每科学生必学课程。贾步纬为《广方言馆算学课艺》作序曰：“西人所谓化学、光学、电学、格致学、制造学非算无以明其理，即无以致其用，算学之于今日不綦重乎？”由此可见上海广方言馆很重视数学教育。

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李鸿章相继提议和创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主要有：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光绪六年（1880年）的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七年（1881年）的天津水师学堂，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天津西医学堂等。这些学堂在教学内容上，除儒家经典外，还将自然科学、实用科学和军事科学作为教学重点。新式学堂兴起，对封建传统教育模式造成了很大冲击，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变革。

派遣留学生

李鸿章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非常重视留学生教育。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名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经克服守旧派阻挠及生源选拔、筹集经费等困难，促成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8月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的派遣。至光绪元年（1875年），共有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

1872年首批赴美留学生合影
此外，李鸿章还积极筹划派人留欧事宜，主要有：光绪二年（1876年）奏请派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学习；光绪三年（1877年），会同沈葆桢奏请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26名、艺徒4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光绪七年（1881年）又续派10名；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同曾国荃奏请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24名、北洋水师学堂学生10名赴英、法留学等。

留美幼童和赴英、法留学的学生结业回国后，基本上都成为专业科技人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近代科技进步、实业发展、国防强固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李鸿章认识到派遣留学生对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无论在政策、经费上，还是在留学生前途安排上他都做了大量工作。他的这些努力，不仅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更为近代留学生教育开了先河。

军事思想

李鸿章在四十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世界形势的变化，积极主张采用西方先进技术，改革兵制，发展海军，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继承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这些思想被运用于其创建发展淮军、北洋海军以及指挥这些军队作战的具体实践中，又直接影响着清末袁世凯北洋新军的后勤改革，为中国军队后勤的全面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但其军事思想旨在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军事领域所引起的变革仅是局部的，甚至掺杂了许多陈旧腐朽的东西。这也是其不足之处。

治军思想

李鸿章认为，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技术，不能不改革旧的军事制度。鉴于清军“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建议清廷“及时变易绿营旧制”，指出：“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并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制造火器、兵船。他奉命筹办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后，购置了“定远”“镇远”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巡洋舰，同时参照西方海军有关规章，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使北洋海军最早迈向近代化。

李鸿章对军事教育非常关注，认为当时文武两途仍由章句、弓马进身的制度，“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难以造就精通西法的军事人才。为此，向清廷提出建议：改革考试制度，“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设立洋学局”，选收有志于西学之人入局，所学如有成效，“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与正途出身无异”。

海防思想

李鸿章认为，两次鸦片战争中，敌人皆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但列强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舰进口时尚可拒守”。同时又认为，若仅有陆军而无水师，“敌船可以到处窥伺，我挫则彼乘势直前，彼败则我望洋而叹”，故“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因此主张沿海设防必须水、陆相依，以新式枪炮安定陆地，用铁甲舰、水炮台保护水面，只有兼顾陆、海两方面防务，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

其海防构想，主要是：
以守为战，先顾海口设防。他认为中国兵船甚少，只能自守海口，而海口设防又须有重点，“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以战为守，扩大纵深防御。他认为：“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指北洋三省），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能如此，既“不致弃洋面于域外，而各口岸防军亦不必处处添布，多糜巨饷”，又“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其布势之远奚啻十倍陆军”。

扬兵大洋，以威慑敌人之兵。他认为：“海上如练成大枝水军，益以铁舰快船数射，南略西贡印度，东临日本朝鲜，声威及远，自然觊觎潜消。”

为此，他反对用“海防衙门”名称统筹海军，认为海防二字，“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蓍敌情”，因而力请“设海部”，授予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他按照西方近代国防建设理论，视清政府的财力，从拱卫京师着眼，在渤海湾沿岸修台筑垒，选择旅顺、威海卫为海军基地，南北遥遥相对，控扼渤海湾咽喉，内卫京师，外御侵略，防御体系颇为谨严。针对旅顺、威海卫中隔辽阔洋面，敌船处处可以闯入的情况，他强调筹防“但当以战为防，不能以守为防”。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保船制敌”的方针终至惨败。

历史评价：

曾国藩称：“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曾在《赠李少荃相国集句十二韵》中称赞：“多才兼将相，旌节屡西东。玉勒浮云骑，金鞍明月弓。钧衡持国柄，豪杰自牢笼。坐见威棱洽，夷情草偃同。”

孙中山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书李鸿章时，曾说：“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马关条约》签订后，诗人丘逢甲曾以“宰相（指李鸿章）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一诗表示悲愤。

李鸿章去世后，清廷以慈禧太后的名义连降两诏，对李鸿章平生功绩进行总结：

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

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儒臣起家军旅，早膺疆寄；晋赞纶扉，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嗣在北洋三十余年，办理交涉，悉协机宜。上年京师之变，事机万紧；该大学士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宗社复安，朝野攸赖。本年七月间，因病迭经降旨慰问。该大学士仍力疾从公，未克休息；忠靖之忱，老而弥笃。方冀调理就痊，长资倚任；乃骤患咯血，遽致不起。当兹时局艰难，失此柱石重臣，曷胜怆恸！

梁启超在给李鸿章的挽联中评价：“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并具体评价道：
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袁世凯在给李鸿章的挽联中说：“受知蚤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翊临淮壁垒；事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清朝国史李鸿章本传的评价是：“自中原罢兵，移督直隶，坐镇天津，办理内治外交，以一身系天下安危者，垂三十年。”又说：“鸿章与曾国藩谋国忠诚，决策英断，不摇浮议，不顾毁誉，略相伦等。其任事勇锐，赴机捷速，不为小廉曲让，则鸿章有独至孤诣。自壮至老，历常变夷险，未尝一日言退，婴疾病不轻乞假，尝言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

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评价道：
鸿章长躯疏髯，性恢廓，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不易常度，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

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於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其忠勤皆类此。居恒好整以暇，案上置宋搨兰亭，日临摹百字，饮食起居皆有恒晷。长於奏牍，时以曾、李并称云。

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辜鸿铭：
事实上，在中国，一度有两个人想着手拯救中华民族，不幸得很，这两个人，都是马太·安诺德所说的庸人，令人黯神伤，尽管赫德爵士和李鸿章无疑都对中国做出过贡献，赫德爵士对于同文馆和所有有关中国教育的问题漠不关心疏忽大意，李鸿章对于120个归国留学生的消极处理态度，将使他们永远背上难以洗刷的耻辱。在李鸿章看来，只有炮和战舰才能拯救中国，而赫德爵士则认为，拯救中国，最重要的是高额国家税收。对于这两种关于国家强盛之本的观念，我大胆指出，赫德爵士的比李鸿章的还要狭隘、卑鄙和无耻。

我说过，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倒台，中国文人学士失去了领袖，其实应该说，中国文人学士中的自由党失去了领袖。……（曾国藩死后）自由党的淮系在李鸿章领导下，则权势日增，直到大权在握，统治全国；特别是掌握了支配国家钱款和拔去他人顶戴花翎的权力，还控制了国家那些最有利可图的肥缺。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自由党的淮系集团也群龙无首、一哄而散。

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像苏格兰低地人一样，机灵、精明，是讲求实惠的生意精，吃苦耐劳，贪婪鄙吝——比如李鸿章，就是长江下游的安徽人，带有苏格兰低地人机灵精明的典型特征，把“半个便士”或中国所谓“碎银”看得极重。

蒋廷黻认为李鸿章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

唐德刚认为李鸿章“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周恩来，半个是顾维钧）。

唐振常：“从一种意义上说，奕䜣、李鸿章以至于驻外使臣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等，是我国的第一代外交家，然而，他们都不是职业外交家。”

外国评价

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香港西医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其教务长康德黎发表演说称“李鸿章者，中国之俾斯麦也”。

李鸿章访俄时，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提起对李鸿章的印象时说：“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最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观察局势变化。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

据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日人对李鸿章给予较多的关注，其中一种评价称赞他“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总统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称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插图报》在李鸿章去世时的报道中写道：“可以说，他取代了总理衙门，负责处理与‘蛮夷’间的政治、商贸关系，在最棘手的对外交涉中敏锐洞察、灵活斡旋，有些人直接说他狡黠，另一些人则赋予他一个优雅的绰号―‘中国忠仆’。在远东，他的名字、作用、斡旋频繁地与重大国际事件紧密相连，在许多重要的协议书下方都可以找到他的签名。”

轶事典故：相貌

李鸿章的身高大约有1.83米。在出访欧美时，他的高大身躯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曾任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兼《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濮兰德在《李鸿章》里记载了七十四岁的李鸿章在一个英国人眼里的形象：“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光绪十八年（1892年），英国政治家乔治·寇松曾来华旅行。在两年后出版的《远东问题：日本、朝鲜和中国》一书中，寇松记述了会见李鸿章的场景，并称这是他“毕生最美好的回忆”。寇松近距离观察了李鸿章，看到他“有6英尺多高，身着灰色丝长袍，戴黑丝帽，很有威仪”，“唇上的大胡子将嘴巴遮住一半，下巴上也留着中国式胡须，头发是正在变白的深灰色”。

美国传教士、驻华外交官何天爵在《中国人本色》中他对李鸿章的评价是：“……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的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李鸿章七十六岁时给他画了张素描，认为“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他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个危险的男人却有着一张纯洁的笑脸”。

通过李鸿章的照片，可以看出：李鸿章青壮年时带有一些“武气”，中年后微显劳累状，晚年有些发福。此外，他晚年为多颗右牙掉落所困，面颊呈左满右陷状。而且他老年喜戴老花眼镜，或与青壮年时用眼过度有关。马关议和时，又添日本遇刺所留枪击的疤痕。疤痕略出，因为子弹尚遗留在皮下。遇枪击后，李鸿章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晚年需靠轮椅行动。

字号别名
李鸿章的谱名是章铜，字为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到晚年时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因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二，故民间称“李二先生”。同时，因他位至内阁大学士，被视为宰辅，故世人多称其为“李中堂”或“李傅相”。李鸿章死后谥号“文忠”，故后世又称为“李文忠”。

此外，从现存《辛丑条约》的原件中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肃”的字，这是李鸿章签名的习惯，在几个条约中均有体现。之所以如此写，是要表示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肃毅伯”爵位。

曾李师徒

李鸿章受曾国藩影响很大。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通过父亲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师事曾氏，“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日后太平军起，二人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国藩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到咸丰年间初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深知李鸿章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李鸿章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国藩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喜好抽烟

李鸿章爱抽烟，但关于他抽的是水烟还是旱烟，素有不同说法。从李鸿章中年在天津的照片来看，他茶几上放的是旱烟。而李鸿章喜欢抽烟，便容易多痰。据说在日本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春帆楼谈判时，日本的伊藤博文就专门为李鸿章放置了一只花磁痰盂。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称：“（李鸿章）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即使在访问欧美时，李鸿章也毫不避讳，仍是吞云吐雾。

不履日地

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出使欧美各国归来，途经日本横滨。据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所记，当时需要换乘轮船，用小船摆渡，一看小船是日本船，李鸿章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架上一块跳板，扶他走过去。后来，李鸿章换乘招商局轮船“广利”号回国。

先生已死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先是因甲午战争战败而受到“褫去黄马褂”的处分，后又签约而受国人指责。一时间，李鸿章成了人们讽嘲的对象。此时，扬州苏昆名丑杨鸣玉（排行第三，习称“杨三”）正在演《白蛇传》。他在演“水斗”一场时，故意改调，对穿着黄马褂上台的鳖精打诨道：“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尔黄马褂剥去！”观众听了，满堂哄笑。有人专为听这句话来看戏，使演出盛况空前。杨鸣玉去世后，有人为他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李鸿章行二，所以这里称李二。这是一副字字对仗、极为工稳的对联，“先生”对“已死”更是工巧无比。

外人交往：印象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颇为成功。一部分外国人甚至把李鸿章看成是一个中国符号。他的“不学无术”、少学究气和说话办事的直来直去，比较符合外国人的审美口味。欧美对李鸿章大加称赞，以至于有人认为“清国和日本的战争实际上是李鸿章和日本的战争”。当时也有称李鸿章与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为“当世三杰”（亦称“当今天下三大老”）。格莱斯顿在与李鸿章会谈后，曾对记者称赞其风采：“不啻铭肝镂鬲，使人不能去诸怀。”据说日本的伊藤博文在谈判时，曾当面对李鸿章说：“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会见俾斯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6月13日，进行环球考察的李鸿章乘火车自俄国前往德国，在李鸿章的德国行程中，最引起当时的记者和后人兴趣的，就是他拜访前首相俾斯麦。在场的各国记者进行了详细记录。在曾经轰动英美的《李鸿章回忆录》中，记载了俾斯麦告诉“东方俾斯麦”李鸿章说，法国人可并不将“俾斯麦”一词视为任何恭维语，而且自己也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这段对话，十分传神，但《李鸿章回忆录》已确证系由美国记者曼尼克思伪造，因此对话内容很有可能是曼尼克思的个人创作。

俾斯麦这句真假难考的谦语，却真正道出了其与李鸿章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人。梁启超认为“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借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与格兰特

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时的联邦军总司令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访问中国，在天津受到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的接待。二人一见如故，彼此间的感情颇深。李鸿章当时颇为自负地对格兰特说：“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人，我们镇压了历史上有名的两支叛军。”他在酒席宴上请求格兰特帮忙调解中日琉球纠纷，格兰特一口答应，遂成为清政府的外交特使。格兰特访华时，曾携带镶有钻石的手杖，李鸿章看到名贵手杖后爱不释手，格兰特对他说，手杖乃全美工商界所送，回国征得工商界领袖同意后再转赠给他。但格兰特返美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病逝，未来得及将手杖亲自赠与李鸿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8月30日，访问美国的李鸿章特地前往格兰特的墓地前拜祭，并与格兰特的遗孀朱莉娅·格兰特一同出席晚宴。而在李鸿章抵美时，格兰特的儿子专程前往迎接，朱莉娅·格兰特还代表亡夫把手杖赠予李鸿章。李鸿章回国一年后，委托清朝驻美公使杨儒在格兰特墓前栽种“志景慕”银杏两株，并立铜牌以纪念。此后关于李鸿章的照片中，发现他经常携带格兰特的手杖。

李中堂乐

李鸿章访问欧美时，清朝并没有国歌，在外国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颇为尴尬。于是在圣彼得堡时，李鸿章便指示使团成员用一首古曲填词，词最后定为唐朝诗人王建的绝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配以古曲，作为国歌，西方人称之为《李中堂乐》。

宝星相伴

清代的勋章（时称宝星）制度起于李鸿章同治二年（1863年）的奏疏。在这封奏疏中，李鸿章建议参照外国功牌仿照用于奖励西方人的金银牌，但未获清廷允准。同年再经直隶总督完颜崇厚的提议，清廷开始制造最早一批的金宝星、银牌。李鸿章本人也在年底为“常胜军”统领查理·乔治·戈登申请到了一面头等功牌。

出访欧美时的李鸿章，佩戴英国赠予的大十字级皇家维多利亚勋章
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使欧美各国，是清末少有的获得多枚外国勋章的中国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回国之后，李鸿章回到总理衙门供职，亲自主稿，奏请清廷在形式上对光绪七年（1881年）版的双龙宝星进行大量修改。经清廷批准后，正式诞生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版双龙宝星。适逢19世纪末以后清政府外交活动剧增，故此版双龙宝星实际制作、颁发和存世的数量极大，也是现代收藏中最常见的一版双龙宝星。

临终遗事

遗奏及遗言
有记载说，李鸿章临终前向儿子李经述口述遗折，呼吁自强，又命幕僚于式枚起草遗折，推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李鸿章临终嘴里还在痛骂“毓贤（山西巡抚、坚持仇教排外）误国”。

遗诗
据说李鸿章在临终前，曾口述七律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但《李鸿章全集》未收录此诗，有学者考证认为此诗可能是伪作。

不能瞑目

据跟随李鸿章数十年的旧部、时任直隶藩司周馥（在李鸿章临终时守在其身旁）描述，李鸿章死前一日，“已着殓衣，呼之犹应”，只是“不能语”，待到次日午时，“目犹瞠视不瞑”。周馥抚着李鸿章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此时，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用手帮他擦拭眼泪，“且抹且呼”，李鸿章这才瞑目，“须臾气绝”。

藏书故实

李鸿章从政之余，喜欢收藏图书。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园，有“望云草堂”藏书处。咸丰十年（1860年）在上海镇压小刀会起义时，经常光顾著名藏书家郁松年的藏书楼“宜稼堂”，郁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给他。去世后，其藏书归于李经迈继承，其珍贵版本于抗日战争中经“汉文渊”书肆主人出售不少。其余藏书在1940年由其孙李国超捐献给震旦大学图书馆，计18000册。

其中有《李文忠公全集》100册，其余为政书、兵书、方志、科技图书及历代名人年谱等，抄本有《柔远全书》，藏书交至震旦大学后，校方为之设有“合肥李氏望云草堂藏书”专室，又称“李氏文库”，以特制雕镂精美的西式书柜贮藏。该馆在《震旦杂志》撰文介绍藏书捐赠之事。1949年以后，震旦大学图书馆藏书随院系调整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李氏藏书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

家世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末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曾祖父：李椿
祖父 ：李殿华（1764-1845）
父亲 ：李文安（1801-1855）
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甲进士。任刑部主事，历官员外郎、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
母亲 ：李氏（1800-1882）
李文安同县人李鸿谟之女。后凭子贵，累赠一品伯夫人。

长兄 ：李瀚章（1821-1899）
历任湖广、四川、两广等地总督，死后谥号“勤恪”。
三弟 ：李鹤章（1825-1880）
曾随李鸿章击太平军，授甘肃甘凉兵备道。后因病归家。
四弟 ：李蕴章（1829-1886）
追随李瀚章，办理军饷，税务厘金，后以残废之身居家不出。
五弟 ：李凤章（1833-1890）
以功加按察使，总理江南机械局事、两江营务等，积累大量财富。
六弟 ：李昭庆（1835-1872）
随李鸿章征太平天国、捻军，累功至记名盐运使。死后赠太常寺卿。
姐妹 ：
李氏 ：嫁记名提督张绍棠。
李氏 ：嫁江苏候补知府费日启。

配偶
元配 ：周氏（1821-1861）
继室 ：赵小莲（1839-1892）
太湖望族、安庆知府赵畇之女。
侧室 ：莫氏（1854-1913）
侍妾 ：冬梅

后代
长子 ：李经毓
周氏所生。早夭。
嗣子 ：李经方（1855-1934）
本为李昭庆之子，后过继李鸿章为长子。驻美参赞，驻日公使，出使英国大臣。
次子 ：李经述（1864-1902）
赵小莲所生。为人孝友。袭封侯爵，三品参赞官。
儿子 ：李经远
莫氏所生。早夭。
李经迈（1876-1938）
莫氏所生。历任江苏、河南、浙江等地按察使。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
李经进：莫氏所生。早夭。
女儿 ：李经璹（1866-1912）
小名李菊藕，赵小莲所生。嫁左副都御史张佩纶。
李氏
李氏
——
孙子 ：
李国焘（1889-1962） 李经方子。
李国熙： 李经方子。
李国烋（1910-？李经方子。
李国杰（1881-1939）李经述子。
李国燕（1885-1917） 李经述子。
李国煦（1886-1918） 李经述子。
李国熊（1888-？） 李经述子。
李国照 李经述子。
李国超 李经迈子。
注：据苑书义《李鸿章传》所引，李鸿章至少有孙女六人，五人为李经方女，一人为李经述女。另，李鸿章的曾外孙女是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本名张煐，1920-1995）。

主要作品

李鸿章的作品，主要收录于桐城吴汝纶主持编纂的《李文忠公全书》。吴汝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抱着“止谤”（为李鸿章正名）的目的编辑此书，其时间跨度自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全书一百六十五卷，六百余万字，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有同治金陵书局刻本。
《李文忠公全书》书影
《李文忠公全书》所收并非李鸿章的全部作品，尚有大量未刊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续有刊印。如年子敏编《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江世荣编《李鸿章信稿补遗》（收入《捻军史料丛刊》第3集）等。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收录李鸿章的奏折、电报、公函、私人信件、诗文等，其中近三分之二为首次发表，内容较此前各书更为丰富。

诗

《入都》是李鸿章的组诗作品，共十首，是他奉父命入京应试时所作的借以立志抒怀的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胸魄气略：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 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频年伏枥困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
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即此可求文字益，胡为抑郁老吾身!

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看中流一点烟；
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不为好山川。
陆机入洛才名振，苏轼来游壮志坚；
多谢咿唔穷达士，残年兀坐守遗编。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
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
穷通有命无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
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

局促真如虱处裈，思乘春浪到龙门；
许多同辈矜科第，已过年华付水源。
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已有殊恩；
壮怀枨触闻鸡夜，记取秋风拭泪痕。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
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
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一枕邯郸梦醒迟，蓬瀛虽远系人思；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诗酒未除名士习，公卿须称少年时；
碧鸡金马寻常事，总要生来福命宜。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
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王祥剑，荆女同持陆贾装；
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骊歌缓缓度离筵，正与亲朋话别天；
此去但教磨铁砚，再来唯望插金莲。
即今馆阁需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览镜苍苍犹未改，不应身世久迍邅。

一入都门便到家，征人北上日西斜；
槐厅谬赴明经选，桂苑犹虚及第花。
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书法

此外，通过李鸿章存世的大量墨迹，可以看出其书法造诣甚深。

故居

李鸿章故居位于安徽省合肥市中心的淮河路步行街中段，建于19世纪末，为李鸿章的家宅，是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硬山式屋顶。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五进，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十年动乱时，故居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合肥市政府在原地修复重建，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但仍保留主要部分。1998年，李鸿章故居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鸿章享堂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合裕路南侧，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坐北朝南，有御制碑、照壁、大门、前堂、寝室、厢房；享堂东侧是仓房，西侧是李鸿章夫妻合葬墓、墓前神道和石象生。总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1998年被公布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

墓葬

李鸿章死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归葬安徽合肥东乡夏小郢（今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大兴镇）。1958年大跃进时期，为建设钢铁厂，墓被捣毁。

李鸿章墓地在合肥城东十五里的大兴集。当时大兴集只是附近几座小村落的商品集散地，据说早先还是太平天国设在合肥城外的买卖街。看来李鸿章真是生生世世和太平军对上了。

修建历程

李鸿章的墓地在安徽合肥东乡夏小影，也就是现在的合肥大兴集。这个墓整整修了十六个月。据传，其墓地的墓道用从英国进口的耐火砖砌成。1903年初春，李鸿章的灵柩被运回合肥，葬于东郊大兴集。

李鸿章享堂原占地面积1万余平方米，共建有大大小小房屋99间。取久久之意，碑额中间刻有“清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太傅一等侯李文忠公神道碑”24个字。
合肥大兴集不是李鸿章出生的地方，也不是他家祖坟所在地。李鸿章将自己的墓地选在这里，是因为他平生崇仰包拯。

1882年他还解囊白银二千八百两建包拯祠，且自撰碑记。当时包拯葬地就是在大兴集，所以李鸿章墓址就在离包拯墓约300米的小夏郢村。由此，本地民众通称李鸿章墓、包拯墓以及贴近的明朝开国功臣蔡国公张德胜墓（20世纪年代初，修筑铁路被毁）为“一里三公”。而李鸿章的墓因兴修年代未久，又官位最高，规模更为宏大。

破坏过程

1958年，当地人民为了迎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到来，兴办钢铁厂，李鸿章的遗骸被从墓地掘出。“卖国贼”李鸿章的坟墓，很多人对他早已窥觑已久，接到上级指示后，当地高级生产合作社抽调了32个生产队的队长对李鸿章墓进行发掘。墓室非常坚固，一铁锤砸下去，没有丝毫反应。人们想用炸药将墓室炸开，但是炸药对墓室也不起作用。最后，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从几十米以外的地方，挖了一条地道，从下面钻进了墓室，才把棺材给拖了出来。

墓室里并排着两口棺材，分别是李鸿章和夫人赵小莲的。赵夫人的遗体依然保存完好，她身着华贵的衣服，就像睡着了一样。棺材里的那条慈禧太后特赐陪葬的陀罗经被还是好好的，被人拿回去洗洗后盖了。赵夫人棺柩旁的一个小箱子里还有一个精致的木盒子。打开木盒，里面放着两块金灿灿的“金砖”，有人用秤称了一下，近30斤重。大家都认为这两块“金砖”一定是金子做成的，但经过银行鉴定，却发现是铜制成的。

李鸿章尸体因为层层棉絮包扎，保存尚属完好，他所枕的金元宝下还有一本册子，是他亲笔所写的自传。这是不是美国人1913年发表的那本《李鸿章回忆录》就不得而知了。李鸿章的身旁放着一副眼镜、一块怀表、一个拐杖，身下垫着七枚金币，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摆放着。陪葬品中有一把宝剑，最后被省剧团借去充当道具。

当时挖墓的人如今回忆说：“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李鸿章墓被挖以后，上面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只有享堂的几间房子，面积大约900平方米，因为做了钢厂的仓库才得以保存下来。

人物争议：总论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大体分为两个方面：
一种看法认为，李鸿章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等。
但后世也多有诟病李鸿章作出的错误决策，如过于重视海防而放弃塞防；

1885年在对日胜利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日本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即使这些事件受制于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误国行为承担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这也是一大污点。

聚敛财富

晚清有幅脍炙人口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前一句形容的是李鸿章的财产之巨，这种说法自然有夸张和讽刺的意味，但李鸿章家族所聚敛的财富的确非同一般。近代社会活动家、曾与李鸿章有过不少接触的容闳曾在《西学东渐记》中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这种说法当时很流行；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认为李鸿章的财产“数百万金，概意中事也”。关于李鸿章的财产问题，众说纷纭，但似乎没有准确的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兄弟六人都曾在安徽老家大规模购置田产，建造庞大的庄园式宅第。后来，合肥李氏的家族势力又逐渐扩展到合肥、庐江、芜湖、安庆、上海、北京、天津、大连等地，成为富甲一方的豪门望族。此外，早在绞杀太平军期间，李家兄弟数人就兼并土地约60万亩。

战争得失

中法战争

一种观点认为，中法战争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更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但也有观点认为法国在军事上总体仍是占优势，只凭局部战役的胜负就断言法国不胜、中国不败，难称公允。

甲午战争

有观点认为，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提醒慈禧戒备。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龢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未批。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受贿问题

据说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谈判《中俄密约》时，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但李鸿章最终实得值可能只有50万卢布 ，李鸿章对此耿耿于怀。

对待变法

对待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在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命总理衙门传问维新派主要人物康有为时，李鸿章参与其中。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如“百日维新”开始后，李鸿章曾两次将反对变法的荣禄、刚毅等人弹劾康有为的讯息密告康有为。在私下，他对变法的多项措施也表示赞同，并对康有为多有保护之举。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戊戌政变后，李鸿章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因参加维新被革职的张元济，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其人的工作；对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多有期许。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

总的来说，李鸿章虽从思想上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出于为躲避变法中出现的“帝党”和“后党”之争，与支持维新的重臣翁同龢多年的积怨，甲午战后自身遭受冷落的境况等原因，李鸿章仅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

史料索引

《清史列传》卷57《李鸿章传》
《清史稿》卷411《李鸿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