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纪》成书于1987年，到现在已有三十余年。三十年下来，很多内容在澄清之后逐渐清晰起来。我想，三十年之前的读者阅读这本书与我现在阅读这本书的感受及外延上会有很大不同。更何况时、地、人和事多少有些迥然不同了。
我注意到朱维铮教授在此书中略微谈到了个人治学的经历，也正是这个过程，决定了朱维铮先生在回望历史时所采用的视角和警惕之心。从这个人身上倒是让我想起另外一群人的画像：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让我重新想起查建英所著述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的著述出版于2008年，那一年，现在看来的确是许多巨变的潜伏之年。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更多的是模糊。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还没到完全面对时间的准备。而且在这两个时代里，时间与变化是不同频率的。我摘录了部分人对于时代的概括，而这些概括更多的是落实在个人的命运与经历上。不过即便从这些雪爪惊鸿的文字片段中，我还是能够体会这些文字中充满的生猛，这些生猛的汉字似乎已经许久许久不曾出现在我的眼前。
“一九**年结束了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早结束了一年。一九七六年结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结束了四年，不过，算上一九七六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七十年代呢，从一九六六年算起，有十年，所谓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decade划分，不确切，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
---------（阿城《七十年代-听敌台》）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车子驶过一个陈旧的工人住宅区，我在那里住了半辈子，现在也还住着我的工友。司机说，我就住在那里，借的房，司机是崇明人。我问，还好吗？司机说，还好，就是下岗工人太多了。他们也不去找工作，整天打麻将，水、电、煤气都是偷的，也没人交物业费……很多次，我在梦里，梦见我还在工厂做工，也梦见工厂倒闭了，我也失业了。体弱多病，穷愁潦倒，也偷水、偷电、偷煤气……这时候，就惊醒了，一身冷汗，一阵阵的后怕。当然，更多的，是庆幸。很自私。”
---------（蔡翔《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末代回忆》）
“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吧，我这么估量。近百年，多少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全死在半道上了，他们，二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了，来去匆匆。活，活得短促；死，死得干脆。”
----------（李零《七十年代：什么叫七十年代》）
如果注意到以上文字描述中的平实与生猛，大体就能理解朱维铮教授在《走出中世纪》的行文中时刻所控制的激烈。用时代去区分人生的确有些不妥，套用上述段落中的一句话就是：按decade划分，不确切，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可是有时候纵割横切，反而是有些面目出来的。朱维铮教授就是这样做的。
在一本书中，平和的文字是极具杀伤力的，这些文字不会渲染，也不会以感动为目的，但是这些文字中有着简单直接的活法。我们说时间像是酝酿者，其实不是，在上述这些口语书面语中，朴素直白，滋味丰饶，我更愿意说是他们各自的生活酝酿了时间的丰富性，而不是将时间简单的认定是刻度而已。
那些生猛的文字已经逐渐被放逐在辽远之地，当甜腻的文字遍布我们的视野时，暂时的舒适感会让我们忘记生猛所具备的活力与张力。但我还是相信，那些生猛的文字还将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文字中，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思辨与思考回到每一个需要文字表述的人手中，若是幸运的话，那些生猛还可能夹带着肆意汪洋的余韵。
我知道当朱维铮教授在故纸堆不断追问的同时，一定紧盯着当下的周遭。所谓的历史关怀不是出自于历史学的要求，而是出自于历史学家的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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