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高老师和杨媛的爱情纯属革命时期的爱情，两人都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结婚。那时的新中国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等政治运动，两人的家庭都是属于被斗争的类别，正好门当户对，于是缔结连理。婚后杨媛听说农场是新成立的，需要人力，就很坚决地去了农场。高老师在海南岛当了七年抗美援朝志愿兵之后，1957年退役当了一名乡村教师。两人双双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
高老师做乡村教师的月工资仅37元，杨媛做农场工人的月工资是22元，另外有分猪肉、放电影等一些福利。杨媛在连队里作为单职工很容易被人欺负，很多需要力气的活自己做不好。高老师每周星期六晚上才回来，星期天下午又走了，帮不了多少忙。五个子女都是杨媛带大的，吃了多少苦外人包括丈夫都是很难理解的了。
每学期开学初，老师总要发下一张表格，要求填写一些个人和家庭的基本信息，其中就有一栏是“出身”。同学们七嘴八舌问老师：“出身是什么？”老师就说是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之类的，回家问爸爸妈妈就知道了。高秀回家问爸爸，爸爸说：“你就写‘教工’就可以了。”高秀问：“教工是什么意思？”爸爸说：“因为我是教师，所以我们家的出身就是教工呀，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高秀道：“哦，原来如此！”
表格交给老师时，老师瞪大了眼睛，问道：“高秀，你的出身是‘教工’吗？有这种出身吗？”高秀说：“是的，有。”老师又问：“谁告诉你的？”高秀答：“我爸爸。”老师无语，仍满脸惊疑，却又不便找家长理论了。以后每次填表，高秀都遇到老师类似的盘问，高秀每次都自豪地说：“我爸爸说的。”
高秀不知道，爸爸在出身这个问题上是吃过大亏的。高老师当年以县一中优秀生的身份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兵部队，在海南服役七年，立过三等功。但在由预备党员转正为党员时，即遭遇了出身问题，因高爷爷被定为“地主”，所以高老师被阻止入党。后来部队师部在优秀士兵中挑选机密话务员，高老师过五关斩六将，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最后一关政审时，再次因“地主”的出身而折戟。高老师18岁入伍，25岁退役，七年部队生涯除了带回一个军功章，其他上进的道路全都被无情阻断。自此，高老师遂断了进取心，安心做起乡村教师。当孩子们问到这个问题时，看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眼睛，高老师总是强忍悲哀，过去的事情一个字也不提，只是平静地告诉孩子们：“我们的出身是教工。”
高乐在场部读初中时，羡慕场部老师的待遇比爸爸好很多，每学期都有一笔很高的奖金，有单独的两层小楼宿舍，于是力劝爸爸写申请调农场学校。高老师知道难,拗不过孩子就写了。县教育局回信说，农村和农场不属同一战线，不能调动。高老师一家只好息了这个念头。
杨媛长期劳累过度，饥饱不定，口粮不够吃时常常以番薯芋头木薯等代替主食，结果犯了严重的胃病，两次大出血晕倒送医院急救。医生建议她做手术切除溃疡部分，杨媛不肯，怕耽误她的苗圃工作。手术虽然有报销，但她又担心其他护理、营养等无钱用，于是一直没有手术。高老师最怕的是，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报信，说你的爱人又住院了，请家属立即前来。杨媛这次又病倒了，她半夜在医院醒来，头晕眼花，感觉天旋地转，她喃喃道：“谁在摇床呀？”高老师看妻子醒了，忙说：“没有人摇床呀，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杨媛说：“明明是有人摇床嘛，我觉得像在大海上航行。”高老师知道妻子头晕得厉害，一定是失血过多，极度虚弱才会这样，心下自苦不堪言，不提。
杨媛住院期间，在家读书的三个孩子乖得很。高文担当起了照顾妹妹、弟弟的责任，高乐周末回来就把家里的大小水缸都挑满水，把大块的木柴劈成小块，把柴草都准备好。高文高秀每天就自己上学，放学回来就烧火做饭、洗碗，帮小弟弟洗澡、洗衣服。弟弟不懂事，总是天真地问这问那，高文高秀都无奈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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