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照照这面大镜子
《资治通鉴》是宋神宗御赐的名，取意于《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世”。贫道也曾在一篇文章中用过“殷鉴不远”这个词，读者多不解其意。“前事不忘”才能作为“后事之师”，这个警示后人的“前事”像面镜子，始终就在前面不远处，供后人对照自己，可叹世人视而不见者居多，因此，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有一个挣不脱的“周期率”。
能照见自己的那极少数都成了绝世伟人、一代英主。其中唐太宗的三面镜子最负盛名，李世民可算是史上最善于“照镜子”的人了。
大宋去唐不远，唐太宗“贞观之镜”余韵犹在。司马光从英宗时代即奉旨修史，历两朝十九年而成，此翁政治失意十九年，把舞台中心让与“拗相公”王安石在镁光灯下聚焦，自己躲进书斋苦心“磨镜”，二十载辛苦岂同寻常，“通鉴”这面镜子隐隐已可垂表后世，超越李世民的“贞观之镜”了。
有宋一代，文治胜于武功。善治者恃德不恃力，从仁宗到神宗，无不慕王治而求为善政，宋仁宗驾崩能让敌国辽人痛哭哀悼，按儒家苛刻标准也够得上圣王了，英宗、神宗亦不失为励精图治的英明之主，宋朝却是积弱而亡的，大宋版图在中古、近古基本是最小的，近一半时间还偏安于江南一隅，被西、北方胡儿蛮夷欺负得毫无办法。可见治国理政这回事，仅有道德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德”远没有认为的那么重要。
二、从“三分晋国”看历史如何生长
周天子命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三分晋国”，这件事发生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作为春秋战国一个标志性事件，司马光显然视之为春秋战国的分野，《通鉴》以这个事件起笔，实在是大有深意。
惟“名”与“分”，执国之柄，岂可轻易授人。晋大夫“暴蔑诸侯”，周王室不能讨伐还只是个实力问题，“周公制礼”而成的治理结构、礼制秩序勉强还在。周威王这一“命”就出大问题了，等于“礼治”治理结构的顶层自己放弃了对治理结构的控制，宣布其解体。“名”与“分”是礼治的基本结构，结构乱了治理体系当然也就散了。分封制的终结形式是在秦始皇扫平六国统天下之后，实质上的解体从公元403年魏赵韩三分晋国就开启了，只是崩塌的过程长了些，从前403年至前221年，历经战国182年，才算彻底终结。
一说战国自前476年周元王元年开启，这样的划分依王朝帝王年号更迭，奴相十足而又全无见识，却又是主流说法，可以写进历史教课书，这倒更可突显司马相公史观识见超卓，《通鉴》开宗明义这一段文字尤称弥足珍贵。
春秋战国的分野是导致礼崩乐坏、治理秩序大乱的“三国分晋”，这个事件不是突发的，历史演化一直朝向这个方向，礼崩乐坏只是“果”而不是“因”，倒果为因导致泛道德化的解释——圣王善政这个“王治”精神的泯灭是万恶之薮。时至今曰，还有人拿“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类陈词滥调说事，这类不合时宜的高尚从古已然。孟子赞至圣贤师孔子为圣之时者，终孔夫子一生其实从来就没合过时宜，这样固执的不合时宜晚年尤甚，周游列国尝尽艰辛难求一逞，齐国城门口走失时“丧家犬”的自嘲，焉知不是圣人彼时真实心情。
事实上圣人推许的远古“三王之治”从来就没出现过，一个美好的“乌托邦”而已，今后也不可能出现，这样高尚而美好的梦想同时代西方也曾出现，也同样仅仅是个梦想。
人类可以没有梦想吗？譬如单个的人可不可以只要肉体而去掉精神与灵魂。这正是儒门历代圣贤即便不合时宜却又数千年长久主宰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精神的原因——儒家圣贤精神，确实很适合筑成人类文明中的良心。
历史演化则另有其规则，社会治理只是个方式，没那么“道德”，治国理政这件事，适时合势者便为善政，这个“善”与美丑善恶无关。
春秋时还有个著名的事件——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个荒唐的天子为搏心爱的女人一笑，居然混蛋到妄举烽火，诳骗诸侯来救，美人褒姒倒是给逗笑了，风尘仆仆一路赶来的各路诸侯却就此恼了，周王室政府信用给周幽王严重透支，落入“塔西陀陷阱”。
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是崩溃的第一步，然后才会有诸侯渐渐失去约束，不断坐大，尾大不掉之后反过来欺逼中央政府，这个恶性循环启动之后就不会停止，直至把旧秩序的基础彻底颠覆。“三分晋国”只是个标志性事件，即便周威烈王没下达那个“命”，该来的终久还是要来。对这一节，不敢盲从司马光。
再往深推一层，透过眼花瞭乱的历史人物、事件，历史演进的推进力量到底是什么？就是那些彪炳青史的风云一时的人物吗？
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这个一定之规千古不易。历史由春秋演进到战国，不是由于失了春秋大义，礼治秩序的崩散只是个“果”，两千年来被误解为“因”，这个错误错得好大，误导历代治国精英乃至芸芸众生，偏好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眼前的答案，司马光如此，司马迁亦如此，左丘明，班固，范晔，陈寿无不如此，圣若孔丘者也不能不如此。
读史者爱看历史事件，追星风云人物，著史者投其所好，才好吸引人去读，真相是——那些人和事远没有说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和事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其演进规律，而这恰正是总被青史忽略遗忘的。
社会经济结构自有其形成逻辑，地域是个决定因素，所以才会东边有个中华，西边有个希腊，以这个视野观察，历史与文明都是有生命的，它自己会生长……
三、才乎才，非吾徒之才
儒家正统对揺唇鼓舌的纵横家历来是瞧不上的，但事实上还是有那么点儿瞧得上的，只是嘴硬不肯承认，所以司马光的“曰”听上去有些酸溜溜的味道：“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用大白话讲意思是：才华还算是才华，但却不是我们这些人该有的才华。
什么样的“才”是“吾徒”——他们那些人——该有的，却又是一笔胡涂帐，儒家讲得最多的是“德”，“修齐治平”，修身是第一位的，身修了，道德品质“高大上”了，直接就来个“齐治平”，把“才”这回事索性省略了不说。然则“吾徒之才”是个什么“才”，想来司马光也说不清楚。司马光可是正宗传承如假包换的一代大儒。
“才”终久要拿来用世的，“才乎才非可用之才”，这样的“才”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也全无用处。
往后穿越数十年，汉高祖刘邦的智囊集团中就有个有才无德的陈平，论才能较排在他前面的“兴汉三杰”一点也不差，一生功业概括为“六出奇计”，每一计都能及时帮助刘邦摆脱窘困处境，只举其中一计，也是六奇计中最后一计。
话说汉高祖垓下“十面埋伏”击败西楚霸王项羽后，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亲率三十万大军对入境掳掠的北方匈奴御驾亲征，不小心中了匈奴的埋伏，被围平城七天，天降大雪，人马断绝粮草，陈平出奇计重金贿赂单于夫人阏氏，靠枕边风吹动冒顿单于，开个口子让刘邦“雾遁”而去。
陈平的奇计怎么看都不那么道德，尽管事急当从权，但那些满脸道德的君子即使能想得出来，却是打死也不肯说不出口的，只有陈平那样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计。德与才，从来就是一对相关的能力，什么样的人，才能出什么样的主意办什么样的事。
陈平是什么样的人——盗嫂昧金——和自己嫂子不清不楚，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这个品质即便在刘邦这个流氓皇帝的眼里也十分的不堪，因此还去责问陈平的举荐人魏无知，魏无知的回答很有趣：“我推荐的是他的才能，您责问的是他的品行，而他才能确实了得（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胜负处，陛下何瑕用之乎！）”
陈平的应答也理直气壮得出乎意料：“臣祼身而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臣诚计画有可用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
大意是：我来投奔您时一穷二白身无长物，不受点贿没办法生活。我诚心为您谋划，您觉得可用则用，如果一无可用，受贿的钱，封的官职您都收回，我走我的人。
确实有点不可思议的牛，不象时下被实名举报又被纪检委查实的贪官的表现。，按现时情境确实无法理解。历史人物的言行一定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解析，才好理解。
陈平是什么人？
刘帮集团“智库”最顶尖三两个人物，首席智襄张良为难处还要问计于他，成就陈平六出奇计中另一计。如此之大的贡献得不到相应的“薪酬待遇”，这是陈平气壮而刘帮理不直处。
刘邦为什么不设计一个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和“绩效考核机制”？
刘邦、项羽和之前的陈胜吴广一样，都是冲击和颠覆现有政权的造反集团，也就是说，不可能获得处于统治地位政权才可能拥有的稳定税收财源，造反集团的财源主要靠掠夺，因为不稳定，“薪酬分配机制”只能是不稳定的和临机的，也就是“封赏”。那么问题来了，没有封赏的时候，陈平们怎么生活？
在刘邦造反集团中，一同起事的萧何们已经有一些原始积累，是集团的“原始股东”，是最有保障的一群；还有些人自己有家财，以家财资助造反，可视为“入股”；股东的生活保障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最尴尬的倒是中途来投的陈平这类“高管”和“职业经理人”，不能亨受到“原始股”分红的“红利”，也拿不到“入股”的“股息”，只能指望“经营绩效”——这个“机制”又不完备，就只有在“经营管理”中利用“权力寻租”来自行解决了——谁想当干部，先来点好处。这就是陈平“眛金”受贿案的由来，虽然来自“陋规”，和道德不能说全无关系，但却另有其生长机制，古今腐败治而难理者大抵如此。
很奇怪陈平为什么不洗涮“盗嫂”污名，这件事有真实的可能性吗？为什么从魏无知到陈平对如此不堪的污名不置一词？
顺理成章的解释是：自己确实做了，给人抓住把柄，也只能认了。真是这样吗？那为什么刘邦也只字不提？
古代宗法社会，一个大家族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瓜田李下，在这个暖昧却又私人的地带，古人没有DNA检测技术手段，做了没做都没办法证明。很适合用来“抹黑”对手。说的人成本很低，对旁边任何一个人咬咬耳朵就可以了；被说者撇凊自己却又极度困难，总不能像祥林嫂那样见个人就拉住解释。事实上后世文帝时就有个大臣和陈平一样蒙受“盗嫂”污名，上下解释分辩，纠结到崩溃，反倒越抹越黑。
陈平不洗涮是聪明做法，魏无知不提是他明智，刘邦终久也不会去理这笔胡涂帐。
最后一个问题：是谁举报了陈平？
书中记载的是周勃和灌婴——两个早年追随刘邦的武将，武将的功劳都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具体而可考；文臣谋士的作用则蕴含在大的战略方向和整个集团系统运作中，个人功业隐没难显，只有负责决策的最高领导人心中有数。武将历来不服文臣谋士，因此而来的比功争宠，这是个很有点悠久历史的老问题，周勃灌婴在刘邦面前诋毁陈平，无非想“刷刷存在感”争个“话语权”，心理上和春秋时赵国大将廉颇对相国蔺相如所做的并无什么不同。至于陈平是不是“盗嫂昧金”并不重要，反正别人都这么说。
在这件事上，举报人与被举报人之间谁更道德，恐怕仍就是一笔胡涂账，又恐怕根本就无关道德。
四、纵横家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
穿越着讲讲陈平的故事，为和司马光掰扯掰扯“才乎才”的理。 孔子说：“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不应该把自己局限成一个器物。君子有两解释：一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即司马光们自我期许的那类，宋明理学一簇均属此类；其二是地位高的（领导）管理者，如《诗经》中讲的“彼君子兮”。这里所指显然是其二，为什么这么讲？
孔子在《易传》里进一步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无形的，是蕴含于“器”中的规律和法则；“器”是有形之物，其中有“道”，“器”不违“道”，有形之物的运动脱不开“道”这个无形的法则，因此《大学》里要讲“格物致知”。
孔子讲“君子不器”，当然是讲不要局限于一物一事之形，要把握“形而上”的规则，也就是“道”，以“道”驭事，才是“君子”（领导）最该具备的“才”（能力），这和道德品质有什么关系呢？
后世儒家把这个解释引向了道德的方向，“君子不器”——道德高尚的人哪屑于学做那些“鄙事”“贱役”呢？于是乎“百无一用是书生！”是不是这么个逻辑？
孔子还讲“有教无类”，孔子最善于因才施教，显然圣人并不排斥“器”，还是个擅长塑人为“器”的培养专长人才的大师。
孔子和七十二贤中一位著名的学生有过一段对话：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琏瑚也。”
大意是：子贡问（孔子）：“您把我看做什么（子贡名端木赐）”
孔子说：“你是个东西（器）”。
子贡问：“我是个什么东西（何器）？”
孔子说：“是琏瑚，好东西呀。”
琏瑚是宗庙祭祀盛黍稷（小米和黄米）的容器，孔子以琏瑚比子贡，说明对这个学生道德才华颇多嘉许，但圣人自己又不肯做琏瑚。所以我们如今称人为“东西”或说人“不是东西”其实都有问题。
苏秦张仪是名满天下的纵横家人物，是同一个老师——鬼谷子教出来的。在他们之前，春秋时就有这么一个历害人物，一条“三寸不烂之舌”硬是要得，比苏秦张仪那两条战国最负盛名的舌头毫不逊色，此人才应该是纵横家的鼻祖。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这个故事的梗概是：齐国大夫田常为积累自己的势力，准备去攻打看起来弱小的鲁国，为救父母之邦于危难，孔子选中弟子中的“琏瑚”——子贡。
子贡对田常的说辞是：鲁国城墙低护城河浅国君昏庸，容易打胜，这样会积累齐国国君的威势，所以不能攻打。应该找一个实力强于齐国的吴国主动求败，这样国势虽然会削弱，大夫势力却会加强。说动田常陈兵鲁国边境等吴国来攻，子贡又南下游说吴王夫差。
对夫差的说辞是：“救鲁，显名；伐齐，大利。”这样名利双收是霸主之业。吴国刚好赢了吴越争霸第一回合，臣虏越王勾践，击破强大的楚国，争霸的事“下怀”中原本就有，就怕越王勾践趁起报仇从背后下手。于是子贡又去游说越王勾践。
对勾践的说辞正是吴王担心的报仇，想报仇就要打消吴王夫差的疑虑，最好的办法是出兵助吴伐齐救鲁。十年卧薪尝胆的勾践正急于复仇，就爽快出兵三千助吴，推倒了“子贡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于是出现了司马迁记载的那一系列连锁反应——保住了鲁国，扰乱了齐国，强大了晋国，破灭了吴国，让卧新尝胆十年的越王勾践称霸——“吴越春秋”的最后一笔，原来是圣门高足子贡的手笔。
子贡使出的完全就是数十年后纵横家的典型手法，用的工具也是 纵横家随身携带赖以成名的“舌头”。
战国时与苏秦齐名的说客张仪被怀疑偷盗了相君家的玉璧，被掠笞数百，也就是抽了数百鞭，自然是体无完肤。回家后问妻子：“看我舌头还在不在？妻子说：“还在。”张仪说：“足矣。”“张仪舌”由此成为典故，比喻说客辨士之口。
后世儒家刻意忽略儒门正宗也有一条更加了得的“子贡舌”，司马迁更是宁可把他归于商贾写进《货殖列传》。
子贡后来返鲁复师命曾被孔子埋怨，大意是责备他“但能存鲁即可，奈何存一国而乱数国。”听上去似乎不错，政治正确道德高尚，但却是全无用处的废话。
儒家人物对道德这东西历来就有高估，这个传统从孔子这里就开始了。似乎圣门子弟扛个道德大旗就可以无所不能，想怎么作为就可以有什么作为。就以史记里标榜的“子贡一出”的事迹观之，子贡使出的并非圣门所学，完全是一套如假包换的纵横家手段。子贡也并没有改变什么，只是投其所好，把各国原本就有的目标欲望做了点醒和强化，田常原本就要“乱鲁”，或者说已经在“乱鲁”；晋国之强是客观的，列国国运强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不是哪个人能“强”得了的；至于“破吴霸越”，“吴越春秋”演绎了十数年，其间还有个伍子胥“助吴破楚”，对楚怀王“掘墓鞭尸”的故事，更不是一个圣门书生片言只语能够讲得清的。
拉出子贡来说事，只为讲清一个事实：是历史演进到战国造就了一个纵横家时代，而非一代纵横家主宰书写了战国历史。
贫道对诸子百家的划分并不认同，拗不过司马迁的老爹司马谈。“六家杂谈”只划出六家，经班固刘歆这些儒者扩充为儒、道、法、名、墨、纵横、阴阳、小说、农、杂十家，这十家的存在本就是社会发展、阶层分化而来的思想开放，各自都有个生长的根。
儒家和道家是有交集的，都很推崇一个道德，但一个要“显”，一个要“隐”；墨家儒家代表不同的阶层，墨家是庶民阶层的，儒家是士大夫阶层的；农耕社会里，有个“农家”很正常；春秋战国时“卜筮”还是个很重要的职业，这类人物最擅长谈阴说阳；名家更像是一群哲学家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杂家“杂”得更多的是“儒”和“道”；至于法家，看起来像是从儒家这棵参天大树上分出来的杈，长得太粗太壮了，自成一体。法家两个代表人物韩非李斯，正是儒门大宗师荀况的学生。但法家的形成实在是另有来由的，简而言之，春秋至战国，礼崩乱乐而致礼治社会治理秩序败坏，“礼”治不了了，需要“法”出来强势治理，这是法家出现的真正原因。
纵横家出现的缘由是什么？
春秋以降，礼治秩序崩解是个渐次的过程，在诸侯之内，以法为治重建治理秩序，是适宜的选择；在诸侯之间，“三分晋国”之后，周天子的作用只剩下个形式，诸侯失去约束，可以各凭势力侵扰兼并，“丛林法则”主导着秩序，周旋于“势”与“利”之间，这是长出“纵横家”这类人物最肥沃的土壤。
为什么“合纵”会破于“连衡”？
纵横家两个代表人物分别做成两件大事，苏秦游说六国而成“合纵“，六国联合起来共抗强秦，形成一个延续数十年的“意识形态联盟”；张仪以“连衡”破“合纵”，拆散六国连盟，六国逐一破灭，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大一统”的局面。
为什么说六国合纵是一个“意识形态联盟”？
春秋到战国的分野是“三分晋国”，三个大夫僭越瓜分一个诸侯国，周王朝礼治秩序由此解体，但这个意识形态一时还不容易消除干净，孔老夫子哀叹春秋无义战，但直到战国，“义”与“不义”仍就是判断战争正当性的根本标准。六国中除秦楚之外，都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嫡封诸侯，或由其衍生而来，其中以齐鲁最为“正宗”，齐国是助武王伐纣的姜太公姜尚的封地，鲁国是建立周王朝礼治秩序的周公的封地，所以“礼”在鲁国而“商”在齐国，鲁国能出孔子不是偶然，孔子总梦到周公也是一个传承吧；齐国商业繁荣表面上看得益于管仲的治理，根本原因是地利——齐国濒临东海，可以“煮海为盐”——一种当时必须而稀缺的贸易物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春秋战国之时，以民为本和“尊王攘夷”这个春秋大义还是主流道德，关东六国中有五国拥有这个道德高地。
秦国僻处西鄙之地，与夷狄杂居，居中华化外，先祖因马养得好而受封，身份低微，道德上有天然的不正当性。楚国则是华夏人南迁的一支，羋姓、熊氏，虽靠近南蛮之地，马马虎虎，这个联盟还是可以兼容它。
苏秦游说六国，说辞各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贬损“强秦”贪得无厌的“不义”，以“义”抗“不义”，这个联盟从形成之初就具有道德的正当性，“强秦”之“强”，一则强在实力，要合六国之力才能抗得住；二则强横无礼，秦国的战争大多是以攫取城郭领土这些现实利益为目的，这和齐桓、晋文等其他“春秋五霸”有本质不同，春秋时的霸主必须扛一个“尊王攘夷”大旗，以“义”伐“不义”，才能会盟诸侯成就霸业，因此春秋时的战争大多以击败征服为目的，可以破人之国却不能灭人之族，否则就是不义。春秋时常有这样的战例，一个大国攻破小国，清除掉坏君主，一定要在其宗族中选立一位有德行的作为新君主。到战国时秦国的作风就完全不同了，秦国攻下的城郭全都吞并，对敌人则肉体消灭，这才出现了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的悲惨故事，比日本人在南京还多杀了十万人。
道德上正当，形势上需要，“合纵”这个联盟的形成缘于这个大势，所以能存在数十年，形成一个六国“合纵”抗秦的均势。这个均势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纵横家一两个会耍嘴皮子的人创造的，纵横家的出现，也是因应这个时代而生的。
“合纵”不因苏秦而生，“连衡”同样不因张仪而成，与六国中意志薄弱信念不坚定者结盟，拆散“合纵”，是为“连衡”。
“连衡”的本质在于打破了六国“合纵”对抗强大秦国的均势，这样便于孤立弱小之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连衡”成就了大秦帝国一统天下的伟业。
苏秦与“合纵”，张仪与“连衡”，就这样连在一起名垂青史，仿佛这两样绝世功业就由这两个人一手缔造。《史记》、《通鉴》中更是有这样的记载：为确保“合纵”谋略不被破坏，苏秦计激同门师弟张仪西游说服秦国，保持西方而来的强大外部压力，以外力促成六国“合纵”。似乎，一时天下，就在这二人股掌之间，苏秦也由此掌六国相印，成为天下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在此之前苏秦还有一次失败的游说，说服对象是强大的秦国。“苏秦十上秦王书其说不行”，百两黄金的旅资用尽了，名贵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穿着自己织的草鞋，挑着书箱，满身风尘，面黄肌瘦狼狈逃回家，回家的情形是“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老婆不下织布机，嫂子不给做饭，父母不和说话，够狼狈了吧），苏秦大受刺激发奋苦读，留下一个极富盛名的“头悬梁锥刺骨”的励志故事，苦读“阴符”（相传为姜太公所著）有成，再次出游说六国而成“合纵”。
苏秦的“成功学”故事误导了后世无数代人，似乎之前的失败和之后的成功全在于个人努力程度和学识多寡，不能说这完全不是一个因素，但历史走向绝不会随着个人的故事去发展。
苏秦游说秦王十次上书说的只有一件事，向东并吞六国，进而一统天下，和张仪数十年后“连衡”之策本质上并无二致，但为什么张仪之说能行而更早的苏秦之说就不能行？
青史上的记载是秦王认为还不到一统天下的时机，这个信息很关键，苏秦在六国，“合纵”正是时机；张仪在秦，“连衡”正是时机，历史演进自有其节奏，能把握这个节奏，也就能纵横捭阖了，如此而已。
六、说难乎？说易乎？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说难》，“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全文核心，只在这一句。大意是：说服的难处，在于探测所要说服者的内心，并以恰当的说辞打动他。
探测别人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活儿容易吗？一个人一个想法，每个人的想法又都会变化，何况，人又有隐藏真实想法的本性；而且，战国游说之士面对的又都是深沉老练的政治家——善于隐藏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老手。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你说服他是很难的。这件事韩非这样的书呆子做起来觉得很难，苏秦当然也不会从书本中苦读出多少灵感来。
游说真的难到韩非说的那样无从把握吗？苏秦张仪公孙衍这些人是掌握了窥测人内心的特异功能，才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吗？苏秦张仪的老师鬼谷子有卷书，开篇第一章讲的就是“捭阖之道”——纵横家的看家本领：
“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实得其指。”
鬼谷子的捭阖之道，要义在于从对方的嗜好欲望入手，投其所好，随着对方言语去拨动，探测对方内心真实想法。这仍就是个具体手段——现代营销高手都能熟练掌握的方法。
真正的纵横大家，是具备战略眼光，能看清看准天下大势的那些人。
秦国未强大到足以凭一国之力并吞六国一统天下时，六国能借“合纵”与强大秦国形成均势，这是“合纵之势”，所以成就了一个“合纵说客”苏秦；经过数十年与“合纵”的博弈，强大秦国与六国的国力此消彼长，秦国积蓄够了一统天下的国力，张仪应时而出，献“连衡”之策破六国“合纵”，此时大势成就的是“连衡”说客张仪。 秦国以“连衡”破六国“合纵”，只是个技术性问题。当时大势是秦国足够强大而六国联盟出现了裂痕（但凡囯际联盟必生出这类弊端），均势已经向秦国大幅倾斜了，秦国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席卷天下了，“连衡”只是个技巧性手段，可以彻底打破这个业己失衡的“均势”，加速了扫平六国一统天下的进程。
说难乎？说易乎？
这件事没那么难，也没那么重要，适时应势则易，违时悖势则难。 即使那几个名垂青史的说客，也远不及青史记载的那么重要，与其他历史潮风云人物同样，时势造“说客”而已。
七、秦国赢在哪里
秦国赢在纵横家的谋略，这是表面的原因，并且载于青史。
苏秦游说六国“合纵”，秦人就不敢东出函谷关；从张仪游说楚与秦“连衡”，破了六国的“合纵”，二三十年间，秦国即扫平六国，席卷天下。这个过程大体不错，但中间另有诸多曲折。六国合纵联盟与秦国的均势只是心理认知上的，假如双方来个迎面对撞，结果会怎样呢？这样的假如真的就上演了：
“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以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这是西汉著名政治家，也是政论家贾谊的政论名篇《过秦论》中的一段文字，一百零几个字，把九国（六国之外还有宋、卫、中山三个小国）合纵攻秦迎头对撞的过程描摩得活灵活现，“贾生才调更无伦”，眼光也高绝伦侪辈，却也没说清九国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攻秦”，力量“弱”的一方秦国能大大方方“开关延敌”，貌似强大的一方九国“合纵”联盟集团却为什么“逡巡而不敢进”。逡巡是因为害怕，害怕才会“不敢进”，强的怕弱的，大的怕小的，有这个道理吗？
贾谊没说清的事后人也没见谁说得清。宋代苏洵写过一篇同样著名的文章《六国论》，与贾谊“过秦论”齐名。苏洵就是宋代最最负盛名的大词人苏东坡的老爹，和他另一个同样了得的儿子苏澈“一门三学士”史上并称“三苏”。《三字经》有一句“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经里的苏老泉说的就是苏洵。
两篇文章基本就把六国败亡和秦王朝覆灭的原因剖析定案，几乎就被后世公认了。贾谊论秦朝如何灭亡先不去说他，且看这个苏老泉如何剖析国：
“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贾谊还讲清了“赂秦”的原因在于“纵散约败”——合纵的盟约因为联合攻打秦国的战争失败而散了，所以要急着以土地城郭贿赂秦国以求苟安，苏洵只是拾了贾谊“赂秦”的牙慧，认为六国不是兵力不强战斗不力，弊政在于“赂秦”，还说什么齐国没有“赂秦”而败亡是由于“不赂者以赂者丧”，这个逻辑推理的过程并没错，但全是废话，因为倒因为果，前提就错了。
相形之下，贾谊的推论更见智慧：六国因“逡巡不敢前”而“纵散约败”之后，就只有“争割地以赂秦”这一条路还可以求得个一时苟安的局面。“赂秦”是不得已的，“合纵”联盟一散掉，势力平衡均势一打破，“赂秦”就是一个单选题，苏洵下面假设的“向使”六囯如何如何，都只是不可能出现的假设。
贾谊用的是“算术计算法”。
“六国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这是贾谊的算法，六国国土加起来有秦国十倍，攻打秦国的联军兵力有百万之众，秦国用以御敌的兵力没有说，理论上，被围攻的一方是可以调集举国之力全民皆兵的。但六国兵力不足时理论上也还可以征调，有多少民众也就多少兵力可资调集，这又要归因于国土大小的对比，有多少土地才可养多少民众，那么，十倍之地，大致推导，求其大约不要精确，也可认为兵力对比也是十倍。十倍干不过一倍，相当于十个人打不过一个人，这是贾谊的结论。
苏洵看来算术不行，索性也不算了，只拿意识形态说事——“弊在赂秦”——割地赔款这件事在任何时代都具备了道德上的极度不正当性，从古到今，李鸿章们不管付出多少努力，客观形势如何，内心多么委屈，“卖国贼”的骂名从来得不到洗涮，这是李鸿章们的无奈，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悲哀。
国与国之间的竟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道德的制高点固然难于克敌制胜；靠“合纵”这类联盟叠加起来的数字上的优势，也并非决定因素。“联盟”这东西 ，历史上似乎鲜有稍为靠谱一点的案例，倒是看似弱小的一方常常总是以弱胜强。
拉邦结伙“打群架”看上去会很爽，没几个会真心卖力甚至卖命的。只要敌对的一方力量够了，作鸟兽散就会是大概率的事。
从历史的经验看今日大势，其实大可不必害怕这“约”那“约”什么的，当然，你自己的力量要足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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