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

东林党人出现在中国明朝晚期政坛，绝对不是一个偶然，孤立的历史现象，它是资本主义在当时中国萌芽后，表现出来的一个代表资产阶级萌芽势力利益的政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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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势力在明晚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后，必然要寻求一个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这也是东林党人能迅速崛起晚明政坛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在明朝中晚期时，开始萌芽并能得到发展，以及东林东党人是何发展起来的，这还要从明朝的政治制度说起:

由于明初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专制统治，文字狱频发，使人们的先进和创新思想受到极大的压抑与摧残。

在仁宗朱高炽继位后，处处以唐太宗李世民为楷模，平反建文朝忠臣方孝孺和永乐朝解缙冤案，选用贤臣，消除冗官，勇于纳谏，修明纲纪，减免赋税，让人民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仁宗也被当时世人称为小太宗。

继位后的宣宗继续执行了仁宗的政策，使明王朝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强盛时期，国力达到明朝的顶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宣之治"。在这一时期，出现于建文朝成型于宣宗朝的内阁制度，也登上了明朝的历史政治舞台。

经过仁宣之治的明朝，由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也使明朝的科技，文化，军事装备制造，采矿，冶炼等各个领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隆庆开关后，空前繁荣的海外贸易，极大的促进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江南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特别是这一时期以戚继光为代表明军大量普及了热兵器的使用:“如戚继光发明的类似于地雷的“自犯钢火轮，等等。可以说隆庆开关后，以及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间，是萌芽的资本主义得到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最令人惋惜的是仁宣之治和隆庆帝这三位最有希望使大明朝再创辉煌的帝王执政时间才短短的二十年。难怪乾隆帝后来评述明仁宗，要是他能长期执政，而不是短短的十个月，明朝的国祚绝不会止于崇祯朝。

虽然万历朝因为丰臣秀吉侵朝事件再次实行海禁政策，加上万历二十七年万历帝加重矿税，以及矿监横征暴敛的行为，深深的伤害了新兴萌芽资本主义力量的利益，他们急切的想寻找能在政治上维护他们利益的代言人。

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被革职的东林党人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的林宰等人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一批当时有名望的一些人，在东林书院讲学。

讲学之余，开始讽刺议论朝政，评价朝中政治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中那些失意的政治人物，以及羡慕其风格的朝臣，开始和东林党遥相呼应。由于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广泛政治影响的原因，南方那些新兴萌芽的资资本主义势力，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性代表人物，南方的士绅，以及某些地方实力派人物，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世人称为东林党，此时的东林党己开始影响着天下的舆论。这时的东林党人做为新兴的萌芽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正式走上大明的政治舞台。

由于万历统治后期，宦官擅权，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加深，以及宦官对新兴的资产阶级倒行逆施性质的横征暴敛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如苏州的织造雇工打死矿监事情的发生等等事件。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税徭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同时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了宦官及与东林党对立面，齐，楚，浙党等各派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

对于宦官专权和后宫的干政，东林党人始终都加以反对，哪怕是削职为官，逮捕问罪也坚持立场。在争国本事件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东林党人都从维护皇权的立场出发，坚决对郑贵妃，李选侍干政，公开评击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三案当事人及其幕后主使者。

东林党人对朋党的认识也发生了较于前人的变化，他们不讳言于“党”，他们常以“吾党”自称。在他们的眼中，朋党己经不是“同乡”“同党“之意、，而是“同道”，“同志“，志同道合之意。主张:”不要惧怕小人以“党”字倾君子，也没有必要以无党自命。东林党人刘宗周的认识则更进一步。他否认小人有党，而君子似同道为朋，以自绝于小人为党。将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名词。

万历时期的东林党所主张的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废除工商税的政治主张，在万历朝时期，可以说东林党人的这些政治主张是具有跨时代性的先进意义，此时的东林党人代表的是萌芽资本主义进步势力的一方，而皇权势力为代表的宦官及各党派则是封建落后的一方。东林党人政治主张“削减皇权，反对宦官干政，废除工商税”。这些政策主张在当时来说，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因为万历朝有具备实行的二大前提条件:“社会安定，具有良好的周边环境。”

而到天启，崇祯两朝时，外患己经成为危害国家安定的主要矛盾，此时的大明王朝正处于国运的下行期，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种种的矛盾威胁，己经上升到大明王朝的统治安全层面。外患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安全。此时期，东林党的政策己经不适合当时的大明国情，因外患已经成为大明王朝最优先解决的矛盾。大明王朝此时最需要的是能出现张居正式的改革派人物，革除积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稳定民心，各党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此时的东林党人却顽固愚腐，不以现实的国家利益为重。依然搞党同伐异，大搞党争，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对辽东战事的失利，东林党人绝对要负主要责任。如熊廷弼和王化贞的经抚之争，所产生的严重丧地辱师的后果，就是党争的恶果。特别是熊廷弼的被冤杀，使明朝丧失了一位战略级的军事将领，对大明王朝抗击满清战争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如果崇祯年是熊廷弼主持抗击满清，效果一定会比战术级的军事家袁崇焕好上许多。

此时，我们已经理解，在国破家亡之际，和东林党争斗了十八年的崇祯帝为何说出“文臣皆可杀”。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越多越多的人尊崇魏忠贤而贬低东林党人的舆情与舆论。主要原因，东林党人就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于国事无补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