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见面,我俩同时感到了吃惊和错愕,仿佛遇到了前世的自己。
你或许不相信有灵魂知己的存在,但我和高更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诡异的证明。
我们相遇时,两人都处于低潮期。高更因为改学绘画放弃了原来经纪人的工作,一下子变得身无分文,无力照顾远方的妻儿使他经常自责到想结束生命,而我刚刚和希恩分开,所有宗教的狂热与爱的梦想全部幻灭,独自到巴黎投靠弟弟。
高更觉得我对绘画超有想法,作品具有感人的力量,除了弟弟以外,他是慧眼第一人。多次深聊后,我也走上了印象派的创作道路,开始使用鲜艳的色彩,从那时起,高更与我就成了神一般的存在。
就这样,我们像两颗孤独的流星,滑向彼此,用微弱的星光将彼此照亮。
那年,高更四十岁,我三十五岁。我被他身上的意气风发,自由奔放且充满自信的迷人气质所吸引,想和他共同生活一起创作的念头随之涌出。
两个相似的生命,燃烧着不可遏止的热情,我在他的绝望中,看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在我的激情中,看到了一个画家的内心。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情感存在,没有荷尔蒙的激荡,却有着无比的期待和憧憬。在黑暗中徘徊了太久,我的大脑被各种光线和色彩激动着,几乎精疲力尽,却不知如何表现。
高更眼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画中的不足。在此之前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是谁?现在哪里?将去往何方?
在我死后很多年,高更画了最后一幅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他是一个预言家,更是一个哲学家,他的画暗喻着对人类的哲学思考。
高更来信了,他终于同意搬来和我同住,共同把艺术创造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当时高更在布列塔尼贫病交迫,而我在弟弟的帮助下,觉得有能力照顾这个穷困潦倒的朋友。
我从未如此激动过,你们中国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我当时就是这种心情。在经历了长久的孤独煎熬之后,我想:只要有了高更,今后就不需要任何人指明方向了。
我开始为他准备房间,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处在一种高亢的情绪中,我兴奋得微微发抖。准备迎接高更的那段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在我看来,他的新房间是用来迎接新生活开始的,于是明亮的暖色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房间布置好了,没有鲜花,我决定画一幅向日葵送给他。
我要把这南方阳光下的盛艳之花送给高更作为迎接他到来的礼物。
向日葵像在阳光下燃烧着自己,顽强、热烈、剽悍,旺盛而炽烈。
唉!我当时太年轻,不知道我画的正是自己的生命,这么热烈,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都使人害怕。我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也把亲爱的朋友灼伤。
他终于到了。
他对我的向日葵赞赏有加,作为回报,他画了一把椅子送给我。
这把椅子是欧洲民间最粗朴的家具,但是简单、顽强、有力,像是在对抗什么,牢固不肯妥协,四个脚的木腿像柱桩一样顽强,没有一点退缩与让步。
床与椅子,像是一种等待,等待某一个生命里特定的对象。这张“椅子”象征了我们误解的位置,我们偶尔一坐,又各奔前途,“椅子”像是短暂梦想的记忆。
我在长久的寂寞中渴望着一种温暖,我分不清楚那是友谊还是爱情。但我确实在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对温暖的渴求。我渴望一种平凡的幸福,一种爱与被爱的幸福。
我的狂热并没有感染高更,我们日日夜夜在一起作画,常常画着同一主题,同样风景,但是解读的方式却完全不同。
不幸始于高更的画被弟弟很快卖出了,价格惊人。我的画则被冷落在画廊,无人问津。
我的心在抽搐,被嫉妒的小鞭子一阵阵抽打着。有人总结得很形象:“羡慕嫉妒恨”。
我和弟弟说,请停止卖我的画吧!表面看,我是想等待着画作升值。
全世界都傻得相似,画家一死,价格立刻大涨。但我心里很清楚,我不愿自己的画成为陪衬,我的自尊心实在受不了。
高更后来说,我总是在深更半夜走入他的房间,凝视着正在熟睡的他,我的目光似乎想撬开他的脑壳,看看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这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但是,我并不记得进过他的房间,我或许是在梦游,只有老天爷知道。
所有人都看得出,高更恐惧我的激情,但对我来说,只有他能感觉到我的内心,一个画家激情中的不安。
我做事总是用力过猛,像个笨拙的猎人,吓跑附近的猎物。
坦白说,我从来没想过和他建立一种爱人的关系,只是一种强烈的精神依恋和对兄长的敬仰和爱戴。
但是他受不了我了,他告诉我弟弟,他考虑离开。
我一听,急出了一身冷汗,鬼使神差地,我拎着一把剃刀跟着他出门了。他漫无目的地走着,发现我跟着他,停下来平静地注视着我,我有点尴尬就无趣地走开了。
恍惚中,我发现自己把他跟丢了,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不能让他忽略我的存在”。于是,我把右耳割了下来,交给一个我们都熟悉的女人,请她告诉高更,别忘了我。
割掉耳朵后,他就逃之夭夭了,他跑得比兔子都快,而我则进了精神病院。
以前农夫们见我天天去画原野,就说我疯了,后来,画家们看到我的色彩和他们不一样也认为我疯了。
只有我自己很清楚,我没疯,是他们疯啦!
在精神病院里,因为远离世俗的嘈杂,我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现如今人们最最喜欢的作品都是在那一年画的。亲,你说我疯了吗?
医生雷,是我的主治医生,也是我的贵人。他对我很温柔,鼓励我继续创作。但是,我每次回黄房子,途中都受到顽童的攻击和围观,路上的人都用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我。
医生就亲自去黄房子,将我的画框和画架都拿回来。我非常感动,画了一幅画送给他。
我和高更继续通信,我们不住在一起,反而使我们更加想念对方,更加自如地表达。我们谈论创作,以前的不愉快全都云飞湮灭。我们的情感更贴近了,我可以理解他的全部怪癖,他也变得通情达理。有一次,我和他调侃说: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另类,或许画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最好的画都是在精神病院里创作的。社会是一个沼泽地,很多和我一样生性敏感的人,如果没有钢缆般的神经也会深陷于此,难以自拔。
如今,俯视众生,哪一个人没有心理问题?哪一个人不需要看心理医生?天才和疯子也就只有一尺之遥,我刚好是徘徊在此。
后来我的一幅画卖了450法郎,这在100多年前是笔巨款,也是我生前卖出的唯一画作。
再后来我提着枪进入麦田,只是因为弟弟的生意破产了,我不想再拖累他。在这个世上,我爱他超过了任何人。反正人们都把我看成疯子,我再疯一次也无妨,至少亲爱的弟弟不会再被我拖累了。
我活了三十七岁,留下很多作品,对于生命,我很知足了。
近来,又看到各种关于我的猜测,终于忍不住了,亲自来这里澄清一下。我和你说这些时,我的弟弟一直在旁边微笑着。
顺便告诉你,好好爱自己和他人,人的灵魂是不会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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