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瀛桥诀别

朱熹被卷入“庆元党禁”漩涡之后，朝中专权者终于迫不及待地对朱熹等人下毒手了，罢去朱熹的官职，把蔡元定发配千里之外编管，师生二人在建阳瀛州桥诀别。庆元四年，蔡元定含恨病死贬所，庆元六年，朱熹也撒手离开人寰。

一

庆元三年（1197年）正月十七日，朱熹被革职和蔡元定被编管道州的公文，同时下到建阳县。消息传来，轰动了整个建阳县城。

沧州精舍一些有血气的学子，为老师的遭遇鸣不平，痛斥韩侂胄的无耻行径。

朱熹首徒蔡元定，刚回到西山精舍讲学，得到了自己被流放的消息。蔡元定见拘捕他的限令十万火急，已来不急向家人告别，遂让跟随身边的季子蔡沈马上收拾包袱，自行到建阳城受缚。

蔡元定经常侍奉朱熹左右，辩难解惑，教授生徒，是朱熹的得力助手，师徒二人在学术研究上长达四十年。朱熹创建的寒泉精舍、晦庵草堂、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都是在蔡元定协助下建成的，朱熹母亲、妻子、长子的墓，也都是蔡元定选址并协助安葬的。朱熹定居考亭后，蔡元定也特地定居建阳后山，两地相近仅三十里，乘一叶扁舟，就可往来问学解难。在四十年的交往中，蔡元定对闽学学派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蔡元定因此也被誉为紫阳羽翼、闽学干城。

朱熹得讯蔡元定被押解道州后，便在次日的早上，率领学生来到沧州精舍旁的瀛州桥头迎候蔡元定，并在桥边备了便宴，为蔡元定饯行。

中午时分，蔡元定偕随行的蔡沈，乘着一叶扁舟来到了瀛州桥。朱熹率学生急步赶上前去，把蔡元定拥着上岸。

酒席上，在场的弟子不住地感叹，有的禁不住潸然泪下。朱熹微微看了蔡元定一下，发现他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心中喟然道：“友朋相与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矣！”

席间，朱熹开怀畅饮，起立致辞：“今日诸位与季通饯行。季通所以远行，是我修身无及，桑榆之暮，却累及季通代我受过。”言至于此，朱熹已说不出话来。

蔡元定知道今日老师以狂饮来作旷达洒脱，用言语宽慰恩师一番，从容赋诗《谪舂陵别诸友》作别：

天道固溟漠，世路尤险巇。

吾生本自浮，与物多瑕疵。

此去知何事，生死不可期。

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

轻醉壮行色，扶摇动征衣。

断不负所学，此心天所知。

朱熹听了，起座率领诸生执杯来到瀛州桥上，席地列坐畅饮。朱熹唱起了之前所填的《水调歌头·题沧州》：“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诸生听了，便也由低声应和，渐至击杯高歌。蔡元定也取出洞箫，应和着词吹了起来。“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二

当晚，师徒二人不谈别离之事，围坐书案通宵校对《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鱼白。

第二天，蔡元定在蔡沈的陪侍下从容上路，徒步三千里，两脚流血到达贬所道州。蔡元定的到来，吸引了远近一批学者前来求学。有人劝他闭门谢徒，免再生祸端。蔡元定不为所动，依旧讲学不倦。

朱熹罢祠之后，反道学加快升级，不久宋宁宗下诏，凡与列入党籍有关系的人，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

在朝廷高压下，朱熹弟子有的托辞离去，有的更名他师，有的过师门而不敢入 。然而，朱子学的核心成员，仍继续追随他们的导师，甚至还有个别学者，不顾危险前来问学。例如黄士毅，就在这时候从江苏徒步入闽，求学于朱熹。

庆元三年（1167年）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上书再劾朱熹，大意是说：朱熹专于谋利，借《大学》《中庸》作文饰，对他下一拜就以为是颜（回）、闵（子骞）；得到他一句话，就以为是孔孟之道。得利越多，越肆无忌惮，但还没有上边有权势的人给他支持。后来周必大作右相，想夺左相王淮的权，引用朱熹这帮人说大话，颠倒黑白，排挤走王淮。以后留正来，又借他们做心腹。至于赵汝愚，本来就怀有不轨之心。这帮人知道这些宰执的用心，垂涎利禄，甘为鹰犬，妄想得到什么意外的好处。以前的伪学，至此就变成了逆党。

刘三杰的奏劾表明，宋宁宗的禁道学，主要还在于反朋党，旨在清除朱熹所依附的赵汝愚一派官员，专任韩侂胄当政。

庆元四年（1198年）四月，宋宁宗又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诏书，宣布伪徒如“怙恶不悛，邦有常刑，必罚无赦！”

八月，蔡元定在病危前写信给朱熹说：“定辱先生不弃，四十年随遇未尝不在左右，数命不终，自到此地生徒虽众，因循岁月而己，殊无日新之益……唯以不见先生为恨，天下未必无人才，但师道不立为可忧。”

不久，蔡元定，含恨病逝道州贬所，终年64岁。他以自己的一生，在史册上刻画了一个最完美的朱子门生形象。

听闻噩耗，朱熹含泪撰写《祭蔡季通文》：“并游之好，同志之乐，已矣！已矣！哀哉！哀哉！”遂决定迁回崇安五夫定居。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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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更加抓紧著述。

韩侂胄的擅权专政，激起了全国越积越深的潜伏的愤怒与反抗情绪，再加上排除打击异己的目的已经实现，这使文化专制者们不再轻易对朱熹开刀。

这一短暂的平静，正好给了朱熹一个机会，得以实现了告老致仕的愿望。四月，朱熹获准以朝奉大夫致仕，这对于贫病交加的朱熹来说，可以减轻经济上的压力。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服药无效，引动脏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

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这个信念支撑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不知疲倦地著述，每日为学生讲授课程，直至口不能言。

庆元六年三月初九，道学首魁朱熹在阴冷的党禁中去世。噩耗传出，学界震动，数以千计的门生友人，前来奔丧。

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今江西上饶）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二十日，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而《宋元学案补遗》所记“会葬者六千人”，就有些夸张了。

开禧三年（1208年），韩侂胄因主导的北伐失败被杀，朝廷为朱熹平反，赠宝谟阁直学士，谥号“文”，后人尊称“朱文公”。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追封朱熹为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年），朱熹从祀孔庙。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朱熹在孔庙祭祀的位置从诸儒群贤提升到十哲之次，这从汉代以来朱熹是独一无二的。康熙称赞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

今人偶有对于朱熹学说的反感，大半由于元代以后朱子学成了官方哲学，并被统治集团加以利用和庸俗化。但这不应也不能由朱熹来负责。作为一个思想家，他从不刻意迎合统治者的爱好。

今天，朱子学作为儒学的核心部分，已内化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朱熹的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应加以扬弃，继续弹奏出中华文脉永续不绝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