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庆元党禁

朱熹离朝后，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宰相赵汝愚的身上。然而令他意料不到的是，韩侂胄已在暗中祭起屠刀。终于一场党禁的乌云，笼罩在这个白发放臣的头项。

一

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韩侂胄指使右正言李沐，奏称赵汝愚以宗室之亲担任宰相，不利于社稷安定。宋宁宗遂免去赵汝愚的丞相之职，以观文殿学士出知福州。这是赵汝愚一生当中，第三次知福州。

国子祭酒李详、博士杨简等，以勋劳卓著、精忠于国为由，先后上疏挽留汝愚，皆遭到贬斥。

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升任保宁军节度使（从二品），从正品职员到二品大员，只有了四个月时间，可以说是扶摇直上。韩侂胄通过向宋宁宗荐用亲信的手段，逐渐掌握了实权。

三月，韩侂胄将朱熹学说诬为“伪学”，凡和韩侂胄政见不合的，都戴上“伪学之人”的帽子。

四月二日，太府寺丞吕祖俭为赵汝愚辩诬，求罢韩侂胄，被降罪送韶州安置。六日，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衟、林仲麟、蒋傅、徐范上疏保救赵汝愚，反对韩侂胄擅权弄政，被送至五百里外编管（编入谪地户籍，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时称“六君子”。后来，这六人都列入庆元党禁党籍。

五月，朱熹以疾病为由，请求致仕（退休）。宋宁宗下诏说，“辞职谢任，这不是我优礼贤士的心意，依从旧职秘阁修撰。”

六月，宋宁宗忽诏留正入朝，恢复观文殿大学士职位。这把觊觎宰相之位的韩侂胄吓坏了，忙指使谏议大夫刘德秀出面罗织罪名，以“招引伪学朱熹”等罪状奏劾留正，留正复遭革职。

面对各种矛头指向，朱熹不再沉默，他草拟了一封万言书，替赵汝愚鸣冤，指陈韩侂胄为奸邪蔽主的小人。

看到老师的愤怒，弟子们担心招来更大的灾祸，不断地劝告，不断地拦阻，要朱熹放弃上奏的念头。但都无法打消朱熹的愤怒。

蔡无定看到恩师这种状况，与朱熹商量，由占卦来决定。朱熹同意了。

蔡元定占了一卦，是易经中的三十三“遯”卦。《象传》对“遯”卦的解释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意思是说，君子应该远离小人，不要让他知道你憎恶他，同时又要严肃对待他。

弟子们进一步规劝朱熹，说这封奏章一旦递上去，会祸及家人和同道中人。

朱熹无奈，将写好的奏稿付之一炬，从此以“遯翁”自号。面对朝纲不正，奸臣当道，朱熹依“遯”卦选择了逃避。

二

韩侂胄的行为，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吏部郎官糜师旦、太学正袁燮等一批正直官员，纷纷上奏反对将道学列为“伪学”，都遭到革职处理。

朱熹对时局朝政已经完全失望，并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为了保护同道中人，朱熹两次以妄议孝宗山陵自劾。朝廷下诏，言朱熹无罪。

朱熹的息事宁人，并没有起到保护同道中人的作用，这只是风雨来临前短暂的平静而已。

庆元元年底，韩侂胄指使言官何澹、胡纮等弹劾赵汝愚，称其放任道学泛滥，并有十项不逊之罪，赵汝愚被贬到永州（今湖南零陵）。临行前，赵汝愚感觉死亡的逼近，对送行者说：“看侂胄用意，必欲杀我。我死，君等方可无事。”

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赵汝愚途中因病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停留。衡州知州钱鍪在韩侂胄指使下，对赵汝愚百般窘辱。二月，赵汝愚含恨客死衡州。而韩侂胄则加授开府仪同三司，权重高于宰相。

赵汝愚以为只要他一死，韩侂胄就会放过其他人，这未免太天真了，完全低估了韩侂胄的阴狠毒辣。

其实在韩侂胄眼里，将道学诬为伪学，与道学本身无关，只是借以窃弄权势、排斥异己的绝佳武器。他已经尝到了甜头，又怎么会轻易将这一武器抛弃呢？！

三月起，在韩侂胄的授意下，其党羽纷纷出手。

端明殿学士叶翥上书，斥道学为“伪学”，称朱熹为“伪学之魁”，请求销售朱熹的书籍。其奏言是这样记载：“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

右正言刘德秀上书，说道学是“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如饮狂药，如中毒饵”，“口道先王语，而行如市人所不为”。

从这一年起，儒学经典被列为禁书，开科取士，试卷中讲到程朱义理，一概不取。时人称“士之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

八月，太常少卿胡纮上书，说“比年以来，伪学猖撅，图为不轨，摇动上皇（指宋光宗），诋毁圣德”。大理寺司直邵褒然上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宋宁宗下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朝廷命官，不管是道学中人，还是非道学中人，只要与韩侂胄及其党羽不合，皆戴上“伪学之党”帽子，革除职务。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胡纮未发达时，曾求学于朱熹，朱熹用粗茶淡饭招待他。胡纮心中不快，记恨在心，庆元党禁一开，胡纮极力攻击朱熹。

三

庆元二年（1196年）底，庆元党禁案达到了高峰，以韩侂胄为首的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

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乞请将朱熹去职罢祠，将蔡元定送他州编管。

沈继祖的奏章本是出于胡纮之手。胡编造了“朱熹毫无学术，惟剽窃张载、程颐的余论，簧鼓后进”等罪状，但他自己都觉得不实，不好意思出手，就将写好的奏章密授给沈，说只要沈攻击朱熹，保其立马富贵。

沈继祖将其当作升官的捷径，发挥其添油加醋的本事，肆意诬陷说：朱熹引诱两个尼姑做妾，出去做官都要带着；知漳州，请行经界，引起骚乱；任浙东提举，向朝廷要大量赈济钱米，都分给门徒而不给百姓；霸占人家的产业盖房子，还把人家治罪；发掘崇安弓手的坟墓来葬自己的母亲；开门授徒，专收富家子弟，多要学费；收受各处贿赂，一年就得钱好几万。

总之，在沈继祖的奏书中，朱熹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等等，都是欺世盗名，朱熹是一个言行不一的“大奸大憝”之人。沈继祖厚颜无耻程度，已无法用言语形容。

参知政事谢深甫看了沈继祖的奏书，非常生气，将其奏书扔在地上说：“朱元晦、蔡元定不过自相讲明耳，果何罪乎？”

在朝中忠臣的正义申辩下，沈继祖的闹剧最终草草收场。本来有关朱熹的冤情，在当时殿上就已定黑白。只是后来无聊的文人多了，有关朱熹的种种丑闻又流传起来，以至于现在很多人信以为真。

可韩侂胄却没有放过打击异己的机会，在宋宁宗的支持下，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59人的伪逆党籍，朱熹名位第五，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这份名单中，宰执则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人；

待制以上则有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章颖、郑湜、楼钥、林大中、黄由、黄黻、何异、孙逢吉十三人；

馀官则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芳、项安世、李埴、沈有开、曾三聘、游仲鸿、吴猎、李祥、杨简、赵汝谠、赵汝谈、陈岘、范仲黼、汪逵、孙元卿、袁燮、陈武、田澹、黄度、詹体仁、蔡幼学、黄颢、周南、吴柔胜、王厚之、孟浩、赵巩、白炎震等三十一人；

武臣则有皇甫斌、危仲壬、张致远三人；

士人则有杨宏中、周端朝、张衟、林仲麟、蒋傅、徐范、蔡元定、吕祖泰八人。

朱熹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没给自己辩诬，只是向朝廷做了检讨，说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笼统承认罪状，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改过。

朱熹的这封奏章，本意是委屈自己以成全别人，把罪名担下来，使弟子们免遭迫害。可后人却凭此认为朱熹自己认罪、沈继祖所劾属实等缺乏思辩能力的结论。

十二月，朱熹被削去秘阁修撰之职，继而罢祠，连最起码的生活费也没了，步入一生当中最困厄的岁月，走完凄凉的晚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