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利场》看18世纪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

从《名利场》看18世纪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

《名利场》（Vanity Fair）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的代表作，曾多次被改编搬上荧屏。2018年英国BBC又拍了新版，使这部经典重回人们视野。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曾在《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一书中展现从中世纪向早期现代转变过程中英国的社会，尤其对家庭和夫妻生活、身份的转变做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名利场》的创作背景恰处于18-19世纪之交，主人公的行为和情感态度等与萨克雷的小说有高度相关性，因而试用斯通的理论对萨克雷的小说主人公做一分析。

在早期现代，英国中、上层阶级家庭实现了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型，家庭内独断专行的父权被子女的较大自由及夫妇间相当平等的合伙关系所取代。在夫妇间和亲子间发展出相当温暖的情感关系，儿童被看作是不同于成人的一种份特殊群体。这种变化被斯通称为“情感个人主义的发展”。而《名利场》女主人公贝姬·夏普（Becky Sharp）则处于社会下层，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她在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受训，并成为了一名家庭教师。18世纪英国女性教育的质量有了很大的进步。对女性的教育主要是举止、礼仪及技艺上的训练。到18世纪末，理想女性应该是一位见闻广、上进心强的女性，受过知识训练，并愿意将生命部分奉献给取悦丈夫、提供他友谊及伴侣关系，部分奉献给监督佣人、管理家务，部分奉献给教养小孩。家庭教师是一份短暂的职业，她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高，工作相当辛苦，因为她们是一礼拜七天，从上午7点到下午7点工作，“比佣人还惨”。最惨的是她们的低劣社会地位使她们不能享有任何伴侣关系或归属感。女家庭教师活在一种地位不明的地带。由于她的位置，她也被视为近乎无性。甚至有匿名作家称家庭教师为男性、女性外的“第三性别”。

在18世纪，男女婚姻相较中世纪已然有更多自主性，但是仍需要考虑许多现实社会问题。受此背景的影响，贝姬想要出人头地就不得不依附贵族之家。她所服务的克劳利（Crawley）一家无疑是最好的跳板。和罗顿·克劳利（Rawdon Crawley）的婚姻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契机，既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也有浪漫爱情成分在其中。对罗顿来说，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妻子本来是获得有钱姑妈的最好方法。然而他不经许可与贝姬成婚，惹怒了富有的姑妈，令他几乎没有获得什么遗产。在这个层面上看，虽然18世纪的年轻人在婚姻选择上有很大自主性，但是具体到贵族之家，这种决策的权重无疑是往下落的。通过金钱惩罚不听话的后辈，甚至剥夺财产继承权，都是罗顿最终落得不好结果的原因所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贵族青年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身上，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娶了破产商人的女儿艾米莉亚·赛得利（Amelia Sedley），最终战直到死沙场仍未获得父亲的谅解。青年的自主性尽管相比中世纪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得看到，贵族并不完全适用于此。这说明，家庭越富裕，子女的自由程度反而越有限，他们要想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就不得不想办法获得经济独立，否则只能受制于家庭和家长权威。

不过，早期现代情感个人主义和自主性并不是不受限制的，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性欲和浪漫爱情都不是持久婚姻的可靠基础，不能令婚姻长久，往往是小说和舞台剧的情节。情感和经济因素在早期现代婚姻的考量中存在张力，在具体实践中，不同阶层的选择权侧重也有所差异。宗教的狂热程度在这中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在18世纪清教主义狂热氛围已然消失，人们追求现世欢乐兴趣的渐增，将个人追求快乐与公共福祉的贡献联系起来，从而将个人追求现世欢乐置于人的心理动机的中心，但是清教中节俭、勤劳工作等品质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延续下来。夫妻间的和谐关系让中世纪盛行的以男性为主导的家长制大大消退，女性在经济活动中也能发挥自己的价值。贝姬和罗顿的生活恰因此而产生裂痕。贝姬很难接受相夫教子的现状，在外勾搭位高权重的贵族，在内对自己的儿子不管不顾，最终落得与罗顿分道扬镳、与儿子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哪怕她有再多钱，她也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核心家庭。这表明，早期现代英国的核心家庭一旦失去内聚力，与外部情感交流变少，则家庭受到了新的压力威胁。

作为一部经典讽刺小说和改编影视作品，《名利场》是18世纪早期现代英国社会、家庭和不同阶层的绝佳展现。透过萨克雷的笔触和改编镜头，我们领略到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家庭生活场景，无限拉进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