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首先，它是贵族的时代。
这个时代，皇帝比较弱势，有事要和贵族商量着来。贵族也比较敢于公然说，自己是世家大族，怎样怎样。
但是，请注意，汉朝以后的中国贵族，身份又是暧昧的。这时候早就不是封建领主制了，不存在“谁地盘大谁就厉害”这么简单粗暴的原则，爵位也不是什么好使的东西了。这时候的贵族，已经是“精神贵族”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也就是让人说一句“他可是谁谁的孙子”的水平。而谁的孙子能让人说一句“他可是谁谁的孙子”，也是玄学。官位高不一定好使，官位不够高，也未必不让人敬畏。这样的贵族，也许叫“士族”更好一点。
这样的贵族，或者说士族，跟权贵不是一回事。权贵，尤其是暴发的权贵，往往不受人敬重，不能跟“谁谁的孙子”比。皇权跟士族之间，也有微妙的张力，士族跟皇帝不是一头的，往往对皇权构成一种制约。当然，皇权要是不讲理起来，可以发狠说“你们士族有什么了不起，我把你们都杀了”；士族要跟皇帝傲娇起来，也可以说“我们都是些草民，陛下一句话就把我们都杀了”。但这种傲娇的话，不能信，皇上不能把士族都杀了，发过狠，还得上士族那里去做小伏低。何况是魏晋南北朝这种时代，就更不好发狠。
士族的上限，是高官世家，所谓“四世三公”的人家。这种人家的孩子，往往已经不怎么写诗了，跟文学史关系不大。这种家庭，除非摊上大事了，才会出文学家，陆机、谢灵运都是这种人。士族的下限，可以是地方上的书香门第。这种人家，可能没做过大官，但是孩子可以脱产读书，家里也有书给他们读，跟普通庶人还是有天壤之别的。只要达到了这样的条件，他们的孩子接受的教育，跟“四世三公”的人家也没有大差别，他们的孩子只要聪明，也可以做官，也可以写诗，进入文学史，像左思、鲍照就是这种人。我们讲中古文学史，涉及的主要是从陆机、谢灵运到左思、鲍照之间的阶层。这些人的审美趣味、情感模式和理想追求，其实没有大的差别，比如鲍照就是谢灵运的“铁粉”。
那么，我们读这些人的诗，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他们家里是干什么的，要注意到他们士族出身的共性，也要注意到他们在士族内部的出身高低，带给他们微妙的心理差异。不过，这个差异不应该夸大。
其次，它是走向规范的时代。
在这个贵族的时代，大家一开始还有点疑惑，怎么才算贵族呢？慢慢地，大家越来越确定，什么样的人算贵族了。越确定，就越不依赖官位之类的外在标准了，贵族的标准内化了。
与此同时，诗也越来越规范了，从古体诗变成了近体诗。六朝的诗，总的趋势是走向规范，走向近体。建安的诗就已经借鉴了汉赋的铺陈和对偶，晋宋的诗彻底解决了对仗问题，齐梁的诗则解决了声律的问题，到了陈隋，人们几乎都懒得写古体诗了。
贵族标准的规范化和诗的规范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这里面像是有某种奇妙的联系。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说不清道理，但是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应该是确实有联系的。
再次，它是文体学大繁荣的时代。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诗取士”的，那么，尊崇“士”的时代，“诗”就会成为显学。六朝时代，文体系统已经十分丰富了。论体式，有古体和近体，有五言、七言和杂言；论功能，有徒诗和乐府，有赋和散文。什么样的形式，有什么样的艺术标准，适合写什么内容，也都有了分工。因为形式丰富了，所以我们就要讲究一些。这时候还出了文体学的奠基之作，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还有萧统的《昭明文选》。我们今天的研究，无非是顺着他们三个人的路子往下做。
《文心雕龙》是讨论文学形式和创作理论的，之所以能讨论，是因为这时候的创作丰富了。钟嵘的《诗品》是以作家为线索，讨论每个作家的创作的，因为诗品说到底就是人品，讨论诗就是讨论人。《昭明文选》既把文学分成不同的体式类型，又在每一个类型下，具体地讨论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特点。一个是讲形式，一个是以人为本，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体学的精神。
六朝文学可以划分为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四个时代，可粗略地分别以这些朝代的建立和灭亡为界。每个时代又进一步分为前后两期。
汉魏时代从蔡邕去世（192年）开始，到西晋建立（266年）为止。这个时代，就是《三国演义》讲述的时代，中国北方大体由曹氏家族控制。这里说的“汉”，是指汉末，不是指整个汉朝。
汉魏时代，五言诗刚刚从乐府中独立出来，走上雅化的道路，还带有很多原始、古朴的色彩。可以说，这是五言诗最年轻、最有生命力的时代。后来五言诗的各种可能性，都已经蕴藏在了这个时代中。
汉魏时代以曹叡去世（239年）为界，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可以称为“建安文学”，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时代。这个时代，诗人们都还是习惯于作赋的汉朝士人，刚刚学着把五言诗拿来写，所以这个时代，五言诗向赋学习了很多。这个时代的人，个性张扬，敢于把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最崇高的理想写出来，而且敢于使用最华丽的辞藻，是一群有着极强表现欲的青春少年。后期可以称为“正始文学”，是嵇康和阮籍的时代。这个时代，曹魏政权走向绝望，诗人开始变得内敛起来，辞藻不再华丽，表达感情不再直接，转向了深沉的思考。这个时代，五言诗在赋和乐府以外获得了独立的地位，正式开始成为士人个体情感的载体。
晋宋时代包括西晋、东晋和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宋。南朝的宋，我们一般称为刘宋。晋宋时代从西晋建立开始，到刘宋灭亡（479年）为止。这个时代，五言诗主要解决了对仗的问题。对仗本来是赋的特点，这时候被五言诗学到手了。与此相关，这时候的五言诗不再满足于“缘情”，而开始“体物”了。也就是说，不再满足于只写感情，而是热衷于描绘客观事物了。而描绘客观事物，曾经被西晋诗人陆机认为是赋的专利。也就是说，五言诗侵入了原本属于赋的生存空间。
晋宋时代以西晋的灭亡（316年）为界，分成前后两期。西晋文学，是陆机和潘岳的时代，主要解决对仗的问题，在形式上争夺赋的空间。后期东晋和刘宋的文学，是陶渊明和谢灵运的时代，是五言诗从豪奢转向真正贵族性的探索的时代。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五言诗解决了体物的问题，在功能上争夺了赋的空间。在这个时代，还出现了天才的诗人鲍照，打开了七言诗的大门。
齐梁时代（479—557年）包括南朝的齐和梁两个朝代。这个时代，五言近体诗在声律上基本定型。这个时代，五言诗主要解决了声律的问题，并且变得艳丽。六朝文学“走向近体诗”的任务，到此已经基本完成。五言诗的美从生命力的美蜕变为规范的美，与贵族性绑定在了一起。
这个时代以南齐的灭亡（502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也就是南齐的文学，我们一般称为“永明文学”。这是王融和谢朓的时代，初步解决了声律的问题，同时让五言诗从崇高转向优美。后期，也就是南梁的文学，我们称为“萧梁”文学。这是萧纲和他的宫体诗的时代，进一步完善了声律问题，同时让日常生活，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情感，进入了诗的国度。
陈隋时代包括南朝的陈和初步统一了中国的隋，也包括北朝文学，是六朝文学的最后阶段。这个时代，最后巩固了五言诗的声律，并把齐梁诗的审美推向了极致。
梁朝灭亡以后，萧纲的东宫培养的文人一部分留在南朝，成为陈朝（557—589年）的官员；一部分流落到北朝，成为北朝的官员。北朝的文学向来不发达，直到这时候才迎来了一点起色。所以所谓北朝文学的骨干，仍然是梁朝的文人。陈朝的文人和北朝的文人，虽然命运很不相同，但是都接受过同样的文学训练。所以我把北朝文学和陈朝文学放在一起讲。后来隋朝统一了南北，这两批梁朝文人的流裔又合在了一起，同时又加上了一点北方的悲怆，这种艳丽而悲怆的风格，提示着唐代文学的来临。这个时代，是徐陵和庾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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