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沂：道哲学——重建中国哲学的新尝试

郭沂：道哲学——重建中国哲学的新尝试

郭沂 教授  齐鲁博士论坛  2017-06-01

郭沂：道哲学——重建中国哲学的新尝试

重建中国哲学的迫切性、任务与途径为什么要重建中国哲学？因为这是当前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从纵向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哲学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所以中华文明的复兴，首先是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复兴。从横向看，在整个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标记，而中国哲学则是中华价值观的基石。

重建中国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当然是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和现代化虽然不断地给我们带来剧变，使我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物质文化，但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将人类带到一个自由世界，随之而来的是环境破坏、核弹威胁、文明冲突、精神沉沦、物欲横流。一句话，价值悄然离去。就是说，这场人类危机的实质，正是价值危机。所以，整合知识论和价值论，维护价值论在哲学中应有的地位，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是当今整个世界重建哲学的根本任务。当然这个任务落实到不同文明又各有侧重。由于中国哲学的缺陷在于知识论的缺失，现代西方哲学的不足则是价值论的淡化，因而中国哲学的使命是建立知识论以辅助价值论，西方哲学的使命则是重构价值论以主导知识论。

那么，应该如何重建中国哲学呢？形而上学不仅是中国哲学的命脉，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也有“第一哲学”的美誉。只是本体与现象相分离的基本特征，导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产生种种弊端，最终积重难返。恰恰相反，中国形上学的基本特征是体用一如，上下一贯，这充分表现在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合一。所谓天人合一、体用一如、内圣外王等等，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通过形而上学来开出种种有关人生、伦理、社会、政治的学说，是包括儒道释三家在内的中国哲学各流派的基本路径。这样就避免了西方哲学本体与现象脱节的弊病。由此可见，以现代宇宙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论为基础，以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为典范，综合中西古今的哲学意识，重建一套新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合一的形而上学，就成了开辟未来哲学的一条可靠道路。

道体——万物从何而来

应该用什么概念来表达宇宙之本原、世界之本体？先民认为，万物皆为天所生，这样“天”就成了中国最早的表达宇宙本原的概念。春秋末年，老子和孔子分别提出了更具哲学意味的“道”和“易”两个概念。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认为“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战国至汉唐的儒家既没有接受“道”，也没有采用“易”，而是继续沿用了“天”作为本原、本体概念。魏晋时期，玄学大盛，老子的“道”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以至于连宋明理学家们都大谈“道体”。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隔阂，我采用“道”这个概念来表达宇宙之本原、世界之本体，把下面将要讨论的哲学和形而上学分别称为“道哲学”和“道形上学”。

“道哲学”和“道形上学”既吸收儒道两家有关“道”的思想，又有所超越，所以不能理解为某种“道家哲学”和“道家形上学”。就其基本价值取向而言，反倒可以列入儒家的谱系。

“道哲学”和“道形上学”是一种在“道”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沿着“道”的进路而建立起来的哲学和形而上学（Daoicphi l osophy，Daoicmetaphysi cs），而不是为了“道”而建立的哲学和形而上学，也不是对“道”所作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解释(phi l osophy of Dao，metaphysi cs of Dao)。

道体是一个超越的和绝对的本体世界。它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无所不包、不生不灭，是一个绝对的“大全”和一切存在者之母。

历史上种种作为宇宙本根、世界本原的范畴，都是哲学家们先由物观道，再以道知物，然后“上下察也”得出来的。换言之，他们所构建的超验世界，归根结底，源自经验世界。不过，他们对这些范畴只是笼统地肯定，而没有对其构成作进一步的分辨。在我看来，经验世界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元素，它们是物质、价值和知识。由此推知，道体界也由三种基本元素构成，我分别称之为值、气和理，统谓之“三元”。值是“价值元”，乃价值的存有、意义的存有。气是“质料元”，乃质料的存有，为物质世界的本原，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气之本体。理是“形式元”，乃理则的存有、知识的存有。其中，理无自体，而是寓于值和气之中的，故分为两类。一类与值相对应，乃值所含之理，可谓之值理。如作为一种价值，仁本身属于值，但仁之为仁，当有其理，此即值理。另一类与气相对应，乃气所含之理，是自然界的法则、规律，即古人所说的“物理”，可谓之气理。

三者的特性各有不同。值是至真、至善、至美的，或者说是纯真、纯善、纯美的。气本身虽然是无所谓真、善、美或假、恶、丑的，但又包含着导致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可能性。虽然理本身也是无所谓真、善、美或假、恶、丑的，却包含着真、善、美和假、恶、丑之理则。

在道体界，值、理、气是永恒的，也是自在的、散在的。自其永恒性而言，可分别谓之“恒值”、“恒理”、“恒气”。从其自在的、散在的状态而言，即是“无极”。恒值、恒理、恒气三者相搏聚形成太极，也就是被现代天体物理学家称为“奇点”的原始原子。宇宙由太极裂变而成，就是说太极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源头。所以，道犹如母体，太极就像母体孕育出来的卵子，而宇宙则是由卵子演变而成的孩子。当太极演变为宇宙万物以后，它自身便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了。这样，太极便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万物产生者的太极，是为本原太极；二是万物所具的太极，是为次生太极。

人性——我们是谁

次生太极，也就是万物之性。太极本由值、理、气三者组成，故作为次生太极的性，亦存在三类，即值之性、理之性和气之性。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毋宁说这些不同层次的素质，就是不同事物的性。非生命是诸如水火等非生命物质的气之性，生命是生物的气之性，动物之心是动物的气之性，人心则是人的气之性。因此，所谓兽心就是兽性，人心就是人性，心即性也。万物气之性的不同直接决定了值之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气之性与值之性是相应的、同构的。在荀子据以分辨万物的四种素质中，气、生、知皆非价值，只有义才属价值。荀子认为，只有人才能发现价值，这其实意味着只有人才具有值之性。万物气之性和值之性的差异，决定了其理之性的不同。概而言之，有气之物、有生之物、有知之物和有义之物皆具有各自的、处在不同层面的气理性，但唯有作为有义之物的人才拥有值理性。

每个人对气之本体的禀受，是千差万别的。气之性的差异，一方面决定了人人值之性和理之性的差别。因此，在人类中，每一个个体的先天禀赋是色彩斑斓的，世界上不存在先天禀赋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就像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这是否意味着有的人天生就是善人，有的人天生就是恶棍呢？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值、理、气三者的善恶特性来讨论。如果单从值性和值理性来看，一方面，人性是至真、至善、至美或纯真、纯善、纯美的，这是圣人和芸芸众生之所同。另一方面，受作为“器量”的气性之所拘，人人所秉之值性和值理性又有大小多少强弱等差别，这是圣人和芸芸众生之所异。据此，虽人性皆美，然美亦分大小。或如大海之美，或如江河之美，或如溪流之美，或如露珠之美。

如果单从气理和气理性来看，则人性本身虽无所谓善恶，却蕴含着善恶的机理与为善、作恶的可能性。一方面，人人都有气性和气理性，故人人都有为善、作恶的可能性。这是圣贤与芸芸众生之所同。另一方面，人人的气性和气理性千差万别，故人人为善、作恶的可能性亦千差万别。顺其自然情势，禀气之清者，其为善的可能性最大，作恶的可能性最小，故成圣最易；得气之浊者，其为善的可能性最小，作恶的可能性最大，故多为愚、不肖，成圣最难；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则居于二者之间。这是圣贤与芸芸众生之不同。因此，气禀本身虽无所谓善恶，但隐含着行善作恶之机缘和功用。不同的气禀在行善作恶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有的更容易导致行善，而有的则更容易导致作恶。至于最终导致行善还是作恶，那就取决于后天的习染和教育之功了。今仿王阳明四句教，将气性和气理性的善恶问题归结为以下四语:无善无恶性之体，可善可恶性之用；趋善趋恶赖气禀，为善去恶靠教化。

人心——我们能够做什么

人心既然为性的实际承载者，那么我们说人兼备气之性、值之性和理之性，事实上可以具体落实为心兼备气之性、值之性和理之性，或者说心具一太极。太极在万物既为性，而心即性，故毋宁说心本身就是太极。以性言，心含值之性、理之性和气之性三类；以心言，则心含值之心、理之心和气之心三类。其中，只有气之心是主观的、能动的、具有知觉功能的，我们可称之为主观心、主宰心、能动心或知觉心。而值之心和理之心是客观的、自在的，我们可称之为客观心、自在心。八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的最大问题是程朱“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之争。我以为，程朱的“性”就是陆王的“心”，二者都是指我所说的客观心，而程朱和陆王两派一致把客观心当做理。因此，“性即理”和“心即理”，除了名称之异外，是没有什么实质区别的。

以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所谓知觉心，就是大脑以及整个神经系统。它有三种基本功能，可以分别用“知”、“情”、“意”三个概念来表达。

知是知觉心的认识功能，它包含三种形式，我分别称之为“认知”、“感知”、“觉知”，三者的主体可分别成为“认知心”、“感知心”、“觉知心”。认知是对理世界，包括恒理、太理、理之性、理之心的认识，是心对事物的理则和知识获取的方式。感知是对气世界，包括恒气、太气、气之性、气之心的认识，是心对事物本身的物理和生物特性的感触方式。觉知是对值世界，包括恒值、太值、值之性、值之心的认识，是心对宇宙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体验、感悟和了解的方式。

情感是人和动物生物特性的体现形式，为感知的内在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感知和情感之间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组成感知－情感结构。情感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称之为情爱本能，包括人和某些动物生而即有的同情心、人类婴儿和某些动物幼崽对母亲的爱恋等等。第二个层面是欲望，即食色，现代科学归之于生理因素。第三个层面为情绪，现代心理学归之于心理因素。情的这三个层面都属于生物本能，其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却含有导致善恶的机理和可能性。就其自然情势而言，第一层面易于导致利他主义，第二层面易于导致利己主义，至于第三层面是走向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则完全取决于其“发而皆中节”与否。如果可以把这种趋善趋恶的可能性当作善恶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第一层面是善的，第二层面是恶的，第三层面是善恶相混的。

生命心的第三项功能为意。我以为意兼心之灵明、心之主宰、心之定向、心之状态诸义，它是知觉心的另外两个基本内涵即知和情的主导者。

在心的各项功能中，除认知心之外，其他诸项，包括觉知心、感知心、情、意，皆为生命体验的形式，所以可以统称之为“生命心”。认知心和生命心对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生命的意义是不同的。生命心是生命意义的真正承载者，而认知心不过是实现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一个途径和手段。换言之，生命体验是人的存在的目的，而认知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个工具。

在生命心的四项功能即觉知、感知、情、意中，意扮演着指挥官的角色，觉知、感知和情才是生命体验的具体执行者。所以，觉知与感知－情感结构是生命存在的两种基本状态。由于觉所指向的是值世界，而感知－情感结构源于气，亦指向气，为生物本能，所以我称由觉知所体现的生命形式为价值生命，由感知－情感结构所体现的生命形式为生物生命。

万物之性的不同，决定了万物之目的和存在之意义有所不同。对各类事物而言，尽其非本质的性为低级目标，尽其本质的性则为高级目标。如果说高级目标决定事物的意义的话，那么有气之物的意义在于实现其作为物质的存在，有生之物的意义在于实现其植物生命，有知之物的意义在于实现其生物生命，有义之物的意义在于实现其价值生命。显然，对于人来说，价值生命决定着生命的意义，是生命存在的高级形式，而生物生命本身无所谓真善美和假恶丑，不具有价值，所以是生命存在的低级形式。

觉知能够达到值世界的不同层面和高度，这就决定了价值生命本身也是存在不同层次的。觉知的最高目标是达至值世界的本原形态即处在道体无极状态的恒值并与之相契合，从而获得生命的最高自由、最高自在、最高快乐、最高满足、最高安顿。我把这种状态称为生命颠峰状态或颠峰体验。可以说，它体现了生命的根本意义和终极关怀，是人类真正的精神家园。可见，觉知的不断追求，是精神不断解放的过程。

达到生命巅峰状态的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一是自心了悟的路径，二是各种身心修行的路径，三是道德的路径，四是审美的路径，五是神灵的路径。其中，第一种路径是生命心无所凭借、直截了当地对道的彻悟和洞察，是最高超的体道路径。第二、三、四种路径虽然分别借助于修行、道德和审美，但仍然是依赖生命心自身的认识能力。第五种则主要靠外力的作用，是在依赖生命心自身的能力无法达到巅峰状态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的路径，是不得已的办法。只是达到生命巅峰状态的路径不同，最终的目标则是一致的。好比从不同方向爬同一座山，虽然路径不同，但最终所达到的是同一个顶点，正所谓道通为一。

人道——我们应该怎么做

文化就是心体的呈现、心体的外化、心体的产品。由生命心所呈现的文化为生命文化或文化的生命系统，由认知心所呈现的是知识文化或文化的知识系统。鉴于觉知体现了价值生命，感知体现了生物生命，所以由觉知所呈现的文化为价值性生命文化，简称价值文化，诸如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由感知所呈现的文化为生物性生命文化，简称生物文化，诸如体育、各种娱乐活动等等。

在价值生命和觉知心中，生命巅峰状态或巅峰体验体现了生命的“终极价值”，我称之为“安”，它在文化系统中表现为信仰和行为准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至于真善美三大范畴，乃是达到生命巅峰状态各种途径所体现的价值，而不是生命巅峰状态本身所体现的价值。换言之，它们并不是价值的最高形式，并不是终极价值。因此，我将价值的三大范畴扩大为四大范畴:真善美安。其中，安与真善美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而是凌驾于真善美之上的终极价值。在价值系统，那些并非直接关涉终极关怀的价值，诸如伦理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等等，我统统归之于一般价值。

各种文化系统对人的意义是不同的。作为有义之物，人的目的和存在意义最终在于以其所特有的觉知心去实现其值之性、值之心，从而创造价值文化、价值知识。至于感知心和生物生命，则不过是人实现其目的和存在意义的工具、手段和凭借而已。

在儒家学说中，达到终极价值的途径可以用“道”字来概括。道是事物的规律、原理、准则，是人当行之道，是行为准则，也就是人道。所谓道统，就是古往今来的圣贤探寻、继承、弘扬人类当行之道和终极价值的传统，是中国远古人文精神和孔子以来儒家道德精神薪火相传的系统，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命脉。我以为，道与道统作为儒家终极价值及其传统的形成，具有普遍意义。虽然各种文明的价值观不同，但其终极价值无不最终落实于一套行为准则，也就是人当行之道。道体是无限的，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价值源泉。正像儒家从中发展出儒家之道并形成其道统一样，世界上所有价值体系都从中得出各自之道并形成其道统，道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乃至当今盛行的自由主义等等，都各有其道及其道统。到目前为止，形形色色的超越概念，诸如儒家的“天”、道家的“道”、佛学的“真如”、西方的“上帝”等等，无不是各种文化系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不同角度对道体的体认，最终它们无不落实于各自所持的人当行之道，来指导人们的行为。所以，我将人类达到终极价值的途径笼统地称为“道”。

以上所论道体、性体、心体、人道等等构成了一个体用一如的链环。其中，道体为天地之大本，以下迭为体用。即道体为体，性体为用；性体为体，心体为用；心体为体，文化为用；生命为体，知识为用；价值为体，生物为用；人道为体，一般价值为用。就是说，道体、性体、心体、文化、价值、人道之间体用一如，上下融通，直如高山流水，一贯而下。

（文章来源于人民政协报/2011年/8月/22日/第C03版）

郭沂，1962年生，山东临沂人，历史学硕士、哲学博士，道哲学和五经七典学说的提出者。现任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曲阜师范大学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政法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国首尔大学访问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美富布莱特研究学者，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著有《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孔子集语校补》、《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等书，以及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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