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哲学与哲学在中国

一、中国的哲学与哲学在中国

    我们研究或者学习中国哲学的人承认中国是有哲学的，虽然中国哲学里面缺少辩证法。但是中国哲学里面不缺少辩证法的思想：像老子的《道德经》、《周易》、《荀子》等。那么，中国哲学到底是研究中国的哲学还是研究哲学在中国的问题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事，那就是科学是不分西方科学和中国科学的，因为科学没有国界；那么数学也是不分中国数学和西方数学的；同样，物理、化学、生物同样是不分中国和西方……那么，到了哲学这块，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呢？

      那么让我们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世界的本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唯一特质。西方哲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火、逻各斯、数字等等，是与人现实密切相关的东西，并给出一系列的论证。中国哲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是气、是有与无、是绝对精神等等，“道可道，非常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当然，我们现在坚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中哲和西哲主要思想是在古代的一些朴素的哲学思想。那么研究古代哲学思想中，为什么中国哲学和西方的哲学差别会如此之大呢？

      当这么多的疑问产生的时候，我们开始思考，到底我们中国哲学在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哲学还是拿着哲学的放大镜在找哲学在中国？ 

二、西方人为什么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当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还容易理解——他毕竟受时代局限眼光有限嘛；但当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来到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对众多中国哲学工作者演讲时说中国没有哲学的时候，这岂止是小看，简直是目中无人的侮辱了。这让很多搞哲学的人不解。我们不禁要问：被我们视为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为什么在西方人眼中却视若无物呢？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一方面，价值标准不同；另一方面，中国哲学自身可能确实存在问题。

　　第一个方面无须争辩也很好理解：中西方思想文化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以西方哲学范式为哲学的标尺，中国哲学当然是不合乎标准的，亦即中国没有哲学的。以往，人们只注意到这第一个方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毫无疑问会对西方思想家的看法不屑一顾——他们太狭隘和目光短浅了，他们对中国“无知”。若只如此，那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问题远远不是这么简单，问题的关键在第二个方面——中国哲学自身可能确实存在问题。若作如是思考，那么，我们就需要谦卑地省察自己：中国哲学自身是否存在着不配称之为“哲学”的关键因素呢？

　　这正是问题的实质：中国哲学中，确实有一种因素，使得中国哲学不配称之谓“哲学”。那么，这种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就是——辩证法的匮乏。中国哲学中没有或缺乏哲学的核心要素——辩证法。说中国哲学中缺乏辩证法，人们当然不会同意：《周易》中几乎每一句话都在讲辩证法，老庄哲学中充斥着辩证法！不错。《周易》和老庄哲学都在滔滔不绝地讲“变”、“易”、“对立统一”，这与辩证法讲的运动变化没有差异。若仅仅以是否讲“变”、“易”、“对立统一”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是否是辩证法的即哲学的标准，那毫无疑问中国是有辩证法即哲学的。这里，实际上涉及到辩证法的标准问题：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

  毫无疑问，作为与形而上学对立的辩证法，如果它是半拉子的只有循环而无发展的，那就不配称之为辩证法。因此，辩证法一定应该是全面的、发展的。

　　因此，看一种思想文化是否是辩证法的，不仅要看它是否讲“变”、“易”、“对立统一”，最最关键的是要看它是否是讲“发展”的。正是在“发展”这一点上，中国哲学是缺失的：中国哲学只讲“变”、“易”、“对立统一”而不讲“发展”。由于中国哲学只讲“变”、“易”、“对立统一”而不讲“发展”，故，中国哲学就陷入了对立面的无穷循环之中了——只有循环而没有突破和发展，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恶无限”。这一点，在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充分地表达出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在普通人中，就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中国哲学中，我们看到大量矛盾和对立的概念，它们互相转化，无穷无尽。但除了对立概念的互相转换之外，我们看不到第三个概念，比如，我们只有乾坤、阴阳、美丑、善恶、感性理性这些两极性的概念。由此来看，西方人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就不完全是无知和胡说八道的，而是有其合理性的。

三、中国有没有哲学？

　　中国哲学，由于民族气质，地理环境，与社会形态的不同，自始即已采取不同的方向。经过后来各自的发展，显然亦各有其不同的胜场。但是中国本无「哲学」一词。「哲学」一词源自希腊。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通名使用。若把这源自希腊的「哲学」一名和西方哲学的内容合在一起，把它们同一化，你可以说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这个时代本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人们皆一切以西方为标准。这不但西方人自视是如此，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般说来，亦无不如此。所以有全盘西化之说。中国以往没有产生出科学，也没有开出民主政治。这是不待言的。说宗教，以基督教为准，中国的儒释道根本没有地位。说哲学，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所以人们也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这样看来，中国文化当真是一无所有了。构成一个文化的重要成分、基本成分，中国皆无有，那里还能说文化? 其实何尝是如此? 说中国以往没有开发出科学与民主政治，那是事实。说宗教与哲学等一起皆没有，那根本是霸道与无知。人不可以如此势利。这里当该有个分别。西方人无分别，还可说。中国人自己也无分别，那就太无出息了。

　　五四前后，讲中国思想的，看中了墨子，想在墨子里翻筋斗。其它皆不能讲。既无兴趣，也无了解。原来中国学术思想中，合乎西方哲学系统的微乎其微。当时人心目中认为只有墨子较为接近美国的实验主义。实则墨学的真精神，彼等亦不能了了。彼等又大讲墨辩。盖因此篇实含有一点粗浅的物理学的知识，又含有一点名学与知识论。虽然这些理论都极为粗浅，而又语焉不详，不甚可解，但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单单这些已经足够吸引那些浅尝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学者。因此，研究墨子，其实是墨辩，一时蔚为风气。钻研于单词碎义之中，校正训诂，转相比附。实则从这里并发现不出真正科学的精神与逻辑的规模。而那些钻研的人对于逻辑与西方哲学，也并无所知，连入门都不可得，更不用说登堂入室了。舍本逐末，以求附会其所浅尝的那点西方哲学，而于中国学术之主流，则反茫然不解。

　　后来冯友兰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彼在自序里自诩其中之主要观点是正统派的。可是冯书之观点实在不足以言正统派。冯书附有陈寅恪和金岳霖二先生的审查报告。其中陈氏多赞美之语，如说冯书「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此实亦只貌似如此，何尝真是如此? 陈氏是史学家，对于中国思想根本未曾深入，其观冯书自不能有中肯之判断。至于金岳霖先生，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他看出冯书「讨论易经比较辞简，而讨论惠施与公孙龙比较的辞长。对于其它的思想，或者依个人的意见，遂致无形地发生长短轻重的情形亦未可知」。金氏虽知冯氏之思想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但是力言冯氏并未以实在主义的观点批评中国思想。这虽在冯书第一篇容或如此，但在第二篇就不见得如此。冯氏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当然是错的。以此成见为准，于述及别的思想，如陆、王，字里行间当然完全不相干，而且时露贬辞。这即表示其对于宋明儒者的问题根本不能入。对于佛学尤其外行。此皆为金氏不及知。金氏早声明他对于中国哲学是外行。我们自不怪他。

　　同时冯书另一致命缺点，那就是分期的问题。冯书分二篇。道篇名为「子学时代」，自孔子以前直至秦汉之际，类似西方古希腊时代。次篇名为「经学时代」，由汉初至清末民初之廖季平，这又类似西方的中纪。但并无近代。冯氏以西方哲学之分期方式套在中国哲学上，显为大谬。至于冯书特别提出并且注重名学，对墨辩、荀子正名篇，以及惠施、公孙龙等的名学所作的疏解，当然并非无价值。而且对中国名学之特别重视，彷佛提供了研究中国哲学一条可寻的线索。可惜先秦的名学只是昙花一现，日后并未发展成严整的逻辑与科学方法。所以名学不是中国哲学的重点，当然不可从此来了解中国之传统思想。故冯氏不但未曾探得骊珠，而且其言十九与中国传统学术不相应。

　　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问题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学? 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当然有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岂可说没有哲学? 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否则，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因此，如果承认中国的文化体系，自然也承认了中国的哲学。问题是在东西哲学具有不同的方向和形态。说中国没有「希腊传统」的哲学，没有某种内容形态的哲学，是可以的。说中国没有哲学，便是荒唐了。西方的哲学工作者，历来均有无视东方哲学的恶习，所以他们的作品虽以哲学史为名，而其中竟无只字提及东方的哲学。如此更易引起一般人的误会，以为东方哲学无甚可观，甚至以为东方全无哲学。哲学就等于西方哲学，哲学尽于西方。二次大战前后，罗素始一改西方哲学史作者的传统态度，名其书为「西方哲学史」。本「不知盖阙」的态度，不讲东方，但无形中已承认了东方哲学的存在。罗素又着「西方之智慧」(Wisdom of the West) ，不名为人类之智慧，特标「西方」二字，亦可见他对东方并未忽视。时至今日，东西方都应互相尊重平视，藉以调整、充实、并滋润其文化生命。否则无以克共祸之魔难。西方人若仍固步自封，妄自尊大，那也只是迷恋其殖民主义恶习之反映。中国人少数不肖之徒，若再抵死糟蹋自己，不自爱重，那只可说是其买办之奴性已成，自甘卑贱，这只是中国之败类。

　　中国既然确有哲学，那么它的形态与特质怎样? 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Subjectivity) 与「内在道德性」(Inner-morality) 。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为「内在道德性」，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西方哲学刚刚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它大体是以「知识」为中心而展开的。它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它有很好的逻辑思辨与工巧的架构。但是它没有好的人生哲学。西方人对于人生的灵感来自文学、艺术、音乐，最后是宗教。但是他们的哲学却就文学、艺术、音乐而说话。他们的哲学史中并没有一章讲耶稣。宗教是宗教，并不是哲学。宗教中有神学，神学虽与哲学有关，而毕竟仍是神学，而不是哲学的重点与中点。哲学涉及之，是哲学的立场，不是宗教的立场。他们有一个独立的哲学传统，与科学有关，而独立于科学；与宗教、神学有关，而独立于宗教、神学。而且大体还是环绕科学中心而展开，中点与重点都落在「知识」处，并未落在宗教处，即，并不真能环绕宗教中心而展开。但是中国哲学却必开始于儒道两家。中国哲学史中，必把孔子列为其中之一章。孔子自不像耶稣式的那种宗教家，亦不类西方哲学中的那种哲学家。你如果说他是苏格拉底，那当然不对。印度哲学中亦必须把释迦牟尼佛列为一章。释迦亦不类耶稣那种宗教家，亦不像西方哲学中那种哲学家。但是孔子与释迦，甚至再加上老子，却都又有高度的人生智慧，给人类决定了一个终极的人生方向，而且将永远决定着，他们都取得了耶稣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之地位。但他们都不像耶教那样的宗教，亦都不只是宗教。学问亦从他们的教训，他们所开的人生方向那里开出。观念的说明，理智的活动，高度的清明圆融的玄思，亦从他们那里开出。如果这种观念的说明，理智的活动，所展开的系统，我们也叫它是哲学，那么，这种哲学是与孔子、释迦所开的「教」合一的：成圣成佛的实践与成圣成佛的学问是合一的。这就是中国式或东方式的哲学。

　　它没有西方式的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一特征的独立哲学，也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它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这是独立的一套，很难吞没消解于西方式的独立哲学中，亦很难吞没消解于西方式的独立宗教中。但是它有一种智慧，它可以消融西方式的宗教而不见其有碍，它亦可以消融西方式的哲学而不见其有碍。西方哲学固是起自对于知识与自然之解释与反省，但解释与反省的活动岂必限于一定形态与题材耶? 哲学岂必为某一形态与题材所独占耶? 能活动于知识与自然，岂必不可活动于「生命」耶? 以客观思辨理解的方式去活动固是一形态，然岂不可在当下自我超拔的实践方式，现在存在主义所说的「存在的」方式下去活动? 活动于知识与自然，是不关乎人生的。纯以客观思辨理解的方式去活动，也是不关乎人生的，即存在主义所说的不关心的「非存在的」。以当下自我超拔的实践方式，「存在的」方式，活动于「生命」，是真切于人生的。而依孔子与释迦的教训，去活动于生命，都是充其极而至大无外的。因此，都是以生命为中心而可通宗教境界的。但是他们把耶教以神为中心的，却消融于这以「生命」为中心而内外通透了。既能收，亦能放。若必放出去以神为中心，则亦莫逆于心，相视而笑，而不以为碍也。众生根器不一，何能局限于某一定型而必自是而非他?

　　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儒道两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加上佛教，亦还是如此。儒释道三教是讲中国哲学所必须首先注意与了解的。二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层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对于这方面没有兴趣，便不必讲中国哲学。对于「生命」为中心的学问没有相应的心灵，当然亦不会了解中国哲学，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在中国哲学里选择合乎西方哲学的题材与问题，那将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与最大的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