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史官生涯

那年，我从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岗位，调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当上了名符其实的史官，尽管只是个最基层的小官。

上任前，我让我的老朋友石匠，给我写了4个字：“秉笔直书”。顺带着让他刻了一方石印，也是4 个字：“资政育人”。他是金石家，刻印章是他的主业。

带着这4 个字，我信心满满地去了新单位。

都说党史部门是个清水衙门，那又何妨，没有清水，何来正气？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史官，哪个不是在清水里泡出来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要像先贤那样，心无旁骛，握好手中的笔，直书当权者的善恶。

我的满腔热情，在我上任后的第二天就开始直线下降。单位的老同志向我介绍工作情况，有哪些工作要做，哪 些工作正在进行，哪些工作还没开张，林林总总一大堆，唯独没有及时记载市内大事要事和领导人行踪的业务，与我原先的设想相去甚远，心情不免有点失落。

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所谓“直书当权者”的工作，根本就没有可能也用不着我去做。书记、市长从来就不进我的办公室，我也掌握不了他们的行踪，想写都没法写。市委办公室有个专门的内设机构信息办，专事重大事件的信息收集和发布，把史官的常设职能分担去了。

那么，作为正式的治史机构党史研究室，份内事又是什么呢？当然还是记史，但不是记当下，而是记过去，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历史需要沉淀，沉淀了才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正因为如此，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直到80年后的2002年，才有了一部真正具有“正史”价值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这个第一卷的时限是1921年至1949年，记的全是解放前的事。

真是隔行如隔山，同在机关工作，我过去对党史部门的认知，却如此驴头不对马嘴，可想而知，机关以外的社会人士，对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产生误解，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曾在中学当过教师，一天，有位中学的老同事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有事找我，又神秘兮兮，把我拉到门外偏僻处说话。他说他现已退休，新办了一个高考补习学校，来找我的目的，是要我做他学校的兼职老师。我说，我在上班呢，哪有时间去上课啊。他笑了笑，说，有报酬的，不会比你那点死工资少。看来他是误会了，只得给他解释说，你那个报酬我想拿也拿不着，我自己班上的事都做不完，哪有工夫备课，不备课，那不是误人子弟吗，人家都指望着上大学呢。

他摇摇头，显然没把我的话当回事，“你就不要唬我了，我来之前可是打听过了，你这个新单位叫党史什么来着，名字怪长的，不就是个冷板凳吗？编党史是中央的事，下面的不就是发发书，宣传宣传这点事吗？这书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发，人家都告诉我了，你这里的人一个个都闲得蛋疼……“

“你这都是听谁说的？”我连忙打断他的话，“简直是一派胡言！”本来还要发一通火，想想自己原先对党史工作也有诸多误解，将心比心，渐次释然，想了想，说：“我俩就不要躲在这里说鬼话了，还是到我办公室来，再慢慢说。”其实，说什么都是多余，就把我们的年度工作计划甩给他，让他仔细看看。

同事有一句话还是说对了，就是”冷板凳“。在这里当领导，倒不用担心有谁惦记着你的位子，不像那些热门单位的领导，稍不留意，不定那天就被书记市长身边的红人取而代之。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在这个单位不存在送礼之说，本人自视清高，从不向谁送礼，上行下效，我的下属员工也不向我送礼，过年过节烟酒那点意思账也没有，这在别的单位是难以想像的。但这里确实是个能让人心宽体胖的好地方。

板凳冷，事却不少。编党史不光是中央的事，地方党史就要靠地方上来编，省、市、县都要编写出自己的史书。要编书就得有资料，这不是写小说，必须立之的据。要资料，就要去征集。征集的资料分为三大类：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实物资料。光征集这一项工作，就是个永远干不完的活儿。

征集来的实物资料，实际上就是文物，革命文物。革命文物是无价的，是不会进入市场的。我有个朋友，热衷于收藏古钱币，那次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们单位有征集来的解放区货币，便想一睹为快。当我从档案室把这些东西取出来一张一张翻给他看时，他眼睛都直了。看后提出，他想作价收买，或者以别的古钱币交换。我说，你开玩笑吧，这是文物，打死我也不会卖给你的。这件事对我有所触动，家有珍稀不可示之于人，免得让人惦记着，便选出几张放在一起拍成照片，今后若有人一定要看，就让他看照片好了。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全国最大的革命文物，1959年建国10周年前夕，被南京军区征收，送往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这个文物，就是渡江战役中的“渡江第一船”。由于体积过大，当时的交通工具无法承运，便将船体拦腰锯成两截，分段运输，运到北京后再粘合起来。

革命文物是党史资料中的实体，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见证，它和文献资料、口碑资料（访谈录）三位一体，互相印证，保证了记史的真实性。

在资料征集基本齐全的基础上，开始进入编写阶段。编写过程一般都要几易其稿，要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亲历者老干部的意见。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意见都照收照接，即便是老干部，由于受到年事已高、个人好恶等因素的影响，也难免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党史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要始终把握住“以史实为准绳”。

前些年，我们按照中央党史工作的统一部署，开始实施第二卷（1949——1978）的编纂计划。在资料征集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先编写了一个粗线条的《大事记》，然后发下去征求意见。

一个月以后，发出去的征求意见稿连同反馈的意见基本上都收回来了，只剩下老书记那边还没消息。老书记五六十年代是这里的县委第一书记，后来调别处工作，并在那里离休、定居。我打电话过去问他，寄过去的《大事记》初稿收到没有。老书记说，收到了，还没来得及看。我说，请您务必抽时间看一下，就等您的意见了。老书记对党史工作很关心，编书前还特地赶来参加座谈会，现任书记市长对他也很尊重。

仅仅过了四五天，老书记就回电话了，出乎意料的是，老书记的态度前所未有的严肃，话语中明显带着责难：“这个稿子，我不同意。内容严重失实！”

短暂的静默后，我冷静下来，试探地问：“老书记，您能说具体点吗？”

“大跃进时，我们县根本就没有浮夸风，工作都是实打实的。”老书记也干脆，没有转弯抹角。“你们说的那些高指标、放‘卫星’的事，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事怎么能随便写呢？怎么不实事求是呢？怎么……”

一连串的反问我已无心再听，明白问题所在，心里反而坦然了，回答也提高了声调：“老书记，这件事可不是我们凭空想像出来的，档案馆还存有当时的县委文件，白纸黑字在案，红彤彤的大印醒目，这难道还有假吗？难道当时的县委把你这个第一书记架空了吗？背地里又另搞一套？这种情况大概不可能发生吧……”

老书记可能也听出我话中有话，没让我继续解释，十分镇定地打断我的话：“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这里写了一份材料，马上寄给你们，我要求，这个材料，存档！”我立即回答：“放心吧，老书记，您写的材料，您不吩咐，我们也会存档的，这是规矩。”

通话结束了，但事情还没结束。老书记不但准备了文字材料，还到处打电话告我的状，一直告到省委党史研究室。我也做好了准备，等着人来找我麻烦。不过麻烦没等到，却等来了市委分管书记和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两个方面的安慰，意思惊人地一致：按规矩办。

事情明摆着，全国都在刮共产风、浮夸风，我们这里又不是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山区，岂能独善其身。而且县委都已经发出了放“卫星”的专门文件，一些执行这个文件的人还健在，又怎能掩盖得了这个史实。

这本《大事记》最终定稿出版后，我自己留下一本，并把石匠题写的“秉笔直书”，夹在这本书的扉页处。

零零散散地说了这么多，最后集中归纳一下，算是对我们这个行业认知的普及——

党史部门的职能，就是6个字：存史，资政，育人。存史，就是征集资料，编纂史书。资政，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服务。育人，就是以先辈的高贵品德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教育青少年和广大党员。

党史工作的价值，表现为4个字：以史为鉴。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正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历史这面镜子，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克服无数艰难险阻，逐步成长状大，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政党，并胜利地带领全国人民迈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诸位，现在看明白了吧。要了解党史研究室是干什么的，记住这上面10个字就行。

（本文图片，均出自本室。除渡江第一船外，其余都是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