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宝贝诗化小说风格探析
作者:苏冰
内容提要
安妮宝贝(简称安妮),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海派代表作家,其小说作品风格鲜明独特,具有浓烈的都市色彩和诗化风格。此前,国内外虽然不乏对安妮小说作品探析和研究的专业论文,但是还鲜有人将其海派诗化小说与传统小说和京派诗化小说进行对比性剖析解读。基于此,本文力图从小说作品本身出发,通过比较分析的解读方式,来简要剖析安妮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以及其作为海派诗化小说与京派诗化小说的异同,从而一探其小说写作的基本特征和风格特色。
关键词: 安妮宝贝,诗化小说,基本特征,风格探析
正文:
一、安妮宝贝小说两大基本特征
(一)都市色彩
安妮宝贝的小说叙述中,都市无疑是最主要的叙述背景。小说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生活的圈子,无一不是在现代都市中进行的。酒吧、网吧、咖啡馆、CD、香水、帕格尼尼、上海地铁……这一切,反复出现在她的小说中,构成今日的小资生活情调,也构成了她小说独有的都市背景。
“都市,是安妮小说承载一切元素的土壤。”不管是坐在宽敞明亮办公大楼里的高级白领,还是酒吧夜店神秘莫测的单身贵族,亦或是为生存打拼的困苦的城市打工者,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打上了“都市”谜一样的色彩和烙印。在安妮宝贝的小说中,女主角会一再出现“告别与流浪”的心路感受,然而却始终摆脱不了都市的生活。
“我一直在南方城市长大,17岁以前,在南方沿海;17岁以后,来到上海……”
“25岁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要去北方生活。不知道北方会不会有台风,我喜欢它们呼啸而过的时候,带来死亡的窒息……”
“我决定去北方。要带着乔走。在上海我会有可能失去她。因为她日渐憔悴……”
“我没有去成北方。我决定在南方过冬,因为我要孩子能平安地出生……”
这是安妮在短篇小说《八月未央》中的句子。小说女主人公“未央”,从小生长在南方沿海;17岁时来到上海,在英语夜校里遇见好友乔;然后她遇见并爱上了乔的男友“朝颜”;最后乔在机场自杀,“我”也因此未能离开上海、去成我向往的北方。小说女主人公一直在告别中,但是却始终未能离开都市生活。尽管在安妮的小说中,也会出现跟城市生活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乡村、乡下甚至偏远的山区,但这只是作为小说中“都市”的参照或衬托而存在的。在她小说的底色板上,主色调永远是“都市色彩”。
(二)诗化风格
安妮小说的另一大基本特征是“风格诗化”。她的小说,情绪化倾向明显,对诗美的追求几乎成为安妮的一种本能习惯。在小说段落结构上,她喜欢追求段落的自由和诗歌跳跃式的表达;再加上奇特的比喻和冷艳的警句,强烈地抒写出小说人物内心的情绪感受,这使得她的小说弥漫着浓重的诗性色彩。特别是她早期出道时的小说作品,在本质上与诗歌实为异构同质关系,大都可以转化为分行错落的诗歌。这里仍以其小说代表作《八月未央》中的一段为例:
“但是我已经知道什么叫在劫难逃。他叹息。他的嘴唇轻轻地压在我的眼睛上。他的气息和拥抱覆盖了我。我听到自己手里的鞋子,陡然掉落在地板上。那是一双有白色丝带的麻编凉鞋。我从不穿高跟鞋。”
如果将上面这段文字做个形式的变化,进行分行排列,再稍微去掉几个词语,它就变成了一首不错的诗歌:
“已经知道什么叫在劫难逃。
叹息。他的嘴唇轻轻地压在
我的眼睛上。气息和拥抱
覆盖了我。
听到自己手里的鞋子
陡然地
掉落在地板上。
一双有白色丝带的麻编凉鞋。
我从不穿高跟鞋。”
按此做法,我们还可以将其小说中的许多句子,拿来做一些置换为诗的游戏。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弥漫着浓烈的主观情绪色彩,语言虽然并不押韵,但是却具有内在的音乐感,文字表达极具灵性。比如她表达爱——“我会一直爱到自己的心溃烂掉,不再痛了,心也没了”,这样的语言很明显强烈地抒写着主人公内心的情绪,用词造句呈现出感性的光芒和诗意之美。
此外,安妮小说中大量反复出现的人物意象(比如“白棉布裙、光脚穿球鞋的女孩”等)、情绪行为意象(比如“我微笑。在任何我难过或者快乐的时候,我只剩下微笑”等)以及富有寓意的色彩意象(比如“蓝色,BLUE”等)也是构成其小说诗化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大量反复出现的小说意象,形成了良好的气氛渲染之效,构筑出富有诗意的审美想像空间。
二、安妮宝贝诗化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
(一)不重情节重情绪
与传统小说追求结构的严谨、情节的跌宕起伏不同,“安妮小说不注重点滴细腻、坚实冗长情节的构筑……她惯于用从容随意的语调,行云流水的文字,直击人心的语言,淋漓酣畅地真诚表达出现代人的心理困惑与无力挣扎”,直抵一代都市边缘人的灵魂深处。她倾向于把故事性弱化,喜欢对人物内心作深度观察、分析和挖掘,力求获得通往他人内心的路径,从而与她的读者之间建立某种“心灵对话”。她说“书,有时候是用来接近自己内心的摆渡。”因此,她的小说是内省的、诗化的、情绪的,借助爱情、旅行、酒吧、网吧、山水、旅馆等意象,以女性独特的哀婉、忧伤和细腻,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刻画出都市边缘漂泊者的孤寂灵魂。
《无处告别》中“我轻轻地放开了她的手,转过身去。静冰凉柔软的手指仓促地脱离我的手心,就像一只濒死的蝴蝶,无声的飞离”。《一个游戏》中“她站在楼群之间的阴影里,像一只鸟,微微颤抖着,被逼仄的寒冷所淹没。”……这些冷艳、华丽的比喻,这些裹着浓重情绪的意象,散落在安妮的文字城堡里,哭诉着、叫喊着,写出都市边缘者的“灰色心情”,展示出他们孤寂、忧伤、恐惧、绝望的内心世界,有着击中人心的力量。
(二)不重叙述重倾诉
安妮的很多小说中常出现第一人称“我”的讲述。这个人称,其实并非个体,它是一种幻象,代表着一种人格确定。那个“我”是不代表任何人的,但是每一篇小说、每一个故事,在读者看来又都能感受到有那样一个强烈而鲜明的叙述主体“我”的存在。比如《彼岸花》中的乔,《二三事》中的苏良生,《莲花》中的庆昭。在小说里,“我”一般既是故事的主人公之一,又充当了自己或他人故事的讲述者。“我”对事物对人的种种感受,更是被直言不讳地成为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这就决定了安妮小说的叙述模式,并非简单的小说叙述方式,而是一种“自我的倾诉”。她喜欢卸掉面具直接“倾诉”,通常会运用心灵独白、白日梦境、心灵一刹等直觉方式,来剖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与内心世界。
比如小说《瞬间空白》中,女主角靳轻写了很多的EMAIL,这一封封信件便是她的心灵独白:“我会一个人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不和任何人说话。我以为自己已经能控制自若。可是有时候,突然意识到其实孤独已经把我吞噬在其中,就会非常绝望。我会尖叫。会大声哭泣。会浑身发抖……”而小说《呼吸》中,主人公“我”在飞机上睡着了,又做了那个熟悉的旧梦:“在起风的深夜里,看到树下那个男孩的白衬衣。我躲在窗后看他……十六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付出不会有结局。有些人注定不属于自己。”这些看似淡漠的叙述,却“倾诉”出“我”内心的孤独、忧郁和痛楚。安妮以她独特的“倾诉”方式,“刻画出敏感而悲伤的灵魂,来展示她心中真实的人性。安妮在倾诉中释放着自我,亦在倾诉中完善着自我,完善着我对生命的体验与想象。”
(三)人物边缘化、非主流
安妮小说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独特,大都属于边缘性人物、社会非主流人物。这与传统小说要么刻画时代英雄人物,要么描写社会底层普通市民不同,“安妮宝贝作品中的人物多为都市中的灵魂飘荡者,外表冷漠,内心狂野,隐忍着叛逆的激情。他们受到焦灼和空虚感的驱使,有沉沦的放纵,也有挣扎的痛苦,一再踏上孤独的探索之路。”
首先,他们任性,倔强,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强烈追求一种自我意识,从心理到行为,对内心中的“自我”进行强烈的维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方式。比如《彼岸花》中的乔,就是一个性格极端、棱角分明、自我意识强,不愿对世俗妥协的一个世人眼中的“畸形”人物。其次,因为这些人物选择“与众不同”和与世不容,所以现实中必然是无尽的孤独与无奈。比如“小时候我是个沉默的孩子。一个沉默无语的孩子会带来恐惧。如果她在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该哭的时候没有眼泪,该相信的时候没有诺言。她有残疾的嫌疑”;又比如“你是一个破碎的女子,未央。你所有没有来得及付出的感情,会把你自己和别人淹没,因为太汹涌。”从安妮小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是多么了解这种心境。她用真实、冷艳的笔调,凄清、破碎的意象,把这种心境无比鲜明地传达至读者的内心。再者,这类群体的心灵深处,却又往往潜藏着比别人更多的真与善。《二三事》中的苏良生,“认为自己始终不能做到圆满地撒谎,不会反击别人。如果有人恶毒地攻击她,她就只会张口结舌,并对此感觉吃惊,亦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愤怒,会随性而轻易地情绪激动。”这类人,有着赤裸的让人吃惊的真性情,他们不会或者不想隐藏自己的个性,只想以一颗简单而天真的心面对世界。
三、安妮宝贝与沈从文诗化小说的异同
(一)写作题材之异同
在写作题材上,两位作家都喜欢以“爱情”为题材,借“爱”之名来分别抒写自己的心灵世界和理想世界。写作题材都远离政治和战争,都远离当时社会的主潮流。比如安妮宝贝,身处物质丰厚的和平年代,和谐幸福本是社会的主流,然而安妮却偏爱描述“爱而不得”的现代都市爱情,刻画性格古怪、内心凄清和孤独、挣扎于现代人生困境的都市边缘性人群,侧重表达着现代都市人的虚无和绝望以及对“死亡才是永恒”的极端爱情理想的向往;沈从文时处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关注战争时局和国计民生本是社会的主潮流,然而大师却偏爱描绘田园牧歌式的湘西风情和乡村爱情,刻画出单纯、善良、淳朴的湘西人民和原始淳朴的民风民俗,侧重表达着对湘西人性美、人情美的赞赏以及对原始和平社会的理想的向往。两者题材“同中有异”:一都市一乡村,一现代一原始,一“海派”一“京派”;之所以不同,乃因作家的地域文化不同、哲学思想不同、审美追求不同以及所处时代不同所致。
(二)结构手法之异同
在结构方式上,两位作家都不太注重环环相扣的小说情节构建,常以“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化结构模式来谋篇布局;但是相较之下,安妮小说的叙述方式比较现代,时常打破时空先后顺序,依照小说主人公的情绪或意绪流动来结构行文,结构段落安排上更为现代、自由和时尚——小说的段落往往不长,不讲求完整性,独句成段的比重很大,且段与段之间跳跃性很强,用词冷艳华丽。而沈从文小说叙述方式则比较传统,一般遵循时空的先后顺序,依照正常的叙事逻辑结构行文,并且讲究小说段落的相对完整性和段落之间的自然承接,用词清新朴实。
叙述方式上,两者都喜欢进行“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但是叙述方式和表现手法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安妮小说喜欢以“我”起头,时常以“心灵独白、白日梦境、心灵一刹”等直觉方式,直接抒发小说主人公内心浓重的主观情绪,因此外界称之为“主观倾诉式”;沈从文的小说,则喜欢借助客观写景和间接心理描写来抒写小说主角的内心世界,因此在娓娓道来的小说叙述中常会穿插大量地方风土人情的描写,我们不妨称之为“客观描写式”;而且在表现手法上,安妮时常借助运用“色彩意象(BLUE、蓝色)、情绪意象(微笑、流泪)”等比较新颖的手法来实现诗化表达,沈从文则往往运用民俗意象(风、云、雨)、生态意象(花、鸟、鱼)等相对传统的技法来实现其小说的“诗化”表达。
(三)语言风格之异同
诗化小说语言一般具有“唯美、含蓄、精炼”的共同特点,时常闪现感性之美的光芒和富有“留白”艺术效果的审美想像空间。安妮宝贝和沈从文的小说语言,都属于散文化、诗化的语言风格,但是在具体运用上则又显然相同。
与沈从文立足于“京派”文化圈子,以湘西风土人情为写作题材和背景,以古典、清丽之笔侧重描写湘西民俗风情之美和人性美不同;安妮宝贝对上海和现代都市情有独衷,海派地域文化、都市的写作题材、女性心理视角以及漂泊的写作状态,催生出安妮的独特的诗化小说风格——特别注重人物“自我情感”表达,处处透着以江南阴柔之美为特征的海派文化元素,语言风格感性、阴郁、冷艳、诡异,极具张力和魅惑。“她不醉心于编织一个个曲折的故事,而是更善于营造出一种华美而忧伤的韵味。”长篇小说《彼岸花》中“小时候,家里死人,我站在棺材旁边看,不明白一切为什么可以这样完美地停顿。手指不会动了,眼泪不会流了,时间不会走了……”,她把“死亡”比喻成“完美的停顿”,接下来用三个短促而平快的排比句,加重灰色情绪的抒写和阴郁氛围的营造。这样感性、新鲜的表达,在安妮的小说中几乎随处可见、随手可得。
同时,与沈从文清新自然、长短相间、整散相错的散文化语言句式不同,安妮宝贝十分善于运用短句、时尚品牌词汇、独特的隐喻,形成感性、华丽、诗意的表达和陌生化的语言效果。她通过频繁断句甚至独句成段(或对话体的方式),诉说一个哲理,营造一个意境。在安妮的小说文本中,“简练的文字,从容的语调,不时回闪的意象和画面,使她的文字往往不经意间就构造出一种富有想像空间和别具意味的审美意境。”此外,她的小说里时时闪现着对生活的独到感悟或哲理警句,这些极具描述性和抒发式的开放性语言,会像闪电一样击中你的内心。因此,在她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你常常能看到你自己。
总之,“安妮用简洁、优美、直指人心的文字,说出了许多人一直无法完整准确表达的意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天性中对文字一种本能的敏感和审美。在现代冷漠的都市里,她以同情和抚摸的笔触谱写着一支又一支温暖的歌谣,直抵一代都市边缘人的心灵深处,和他们谈心,给他们安慰,为他们疗伤。
主要参考文献:
【1】安妮宝贝:短篇小说集《告别薇安》,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6月。
【2】安妮宝贝:短篇小说集《八月未央》(修订版),作家出版社2007年4月。
【3】安妮宝贝:长篇小说《彼岸花》,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
【4】安妮宝贝:长篇小说《二三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2月。
【5】沈从文:《沈从文小说》,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3月。
【6】童庆炳:《文艺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张洪彩:《论安妮宝贝的小说创作》,中国知网【网络出版】2008年 07期。
【8】冯静,金红,《沈从文、汪曾祺小说文体及成因窥探》,《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月第8卷第1期。
【9】安妮宝贝:《击中内心很重要》,《中华读书报》2005年2月16日。
【10】姜峰:《沈从文小说中的民俗意象化叙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2月第14卷第1期。
【11】姜燕:《海派女作家小说语言的诗化风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1卷第6期。
【12】范海良、王永军:《“诗化小说”与“小说化的诗”——从安妮宝贝诗歌入手谈其小说特征》,《电影评介》2008年第18期。
【13】刘进才:《京派小说诗学研究》,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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