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朱湖从来都不是穷乡僻壤，除了丰富的农作物和湖里各种野味，服装也是朱湖人的一大追求。

我出生的那年，我的曾外婆80岁，把我带到8个月大的时候，她就去世了，弥留之际留给我一句话：“听话呢，小，我再也不能带你了。”

我不知道我是真的记得，还是因为外婆和妈妈重复太多被定格了，我趴在曾外婆被子上被嘱咐的那个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成为我生命中第一个烙印：承载生命的嘱托。

曾外婆是湖南的一个大家闺秀，早年为了她外出谋生的侄儿也就是我们的表舅公，带着外婆和姨外婆来到湖北，开垦土地，新建家园。

曾外婆留下很多生活经验和家训，连打架的时候如何一上去就制服对方的方法都有，所以人们传说我妈是会武功的。

但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那句“腹中无食无人知，身上无衣被人欺”。

难怪连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都是先照顾衣服再照顾食物：“卖碳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外公外婆之所以能够将周边的人吸引到湖区，一是因为他们率先证明了这块土地的肥沃；其次是，外公是一个手工裁缝，能带给周围的人温暖与美好。

《朱湖》

没有缝纫机的年代方圆十几公里的衣服都是外公做的，当然那时候人烟稀少，不然手工很难做的过来。

外公在当地小有名气，而姨妈、妈妈和小姨又因外公的手艺穿得很好看，她们因此被称为“环庭伯的女儿”，“环庭”是外公的名字，“环庭伯的女儿”就仿佛带着光环的明星。

我还记得外公的烙铁熨斗、裁剪刀、画粉、顶针、针线……，记得他口含清水向铺在裁衣板上喷水的样子，尽管到我们出生的年代机器已经开始替代手工，但家里还是有些衣服是外公手工缝制的。

《朱湖》

我上小学之前，我们村来过一户人家，男的叫蒋子民，女的只听过“肖碧芙的妈”，女儿叫肖碧芙，他们既不是公安人，也不是湖南人，这样的人被我们视为外地人。

他们说着比较难懂的外地话，但因为蒋子民夫妇会做衣服，所以是受大家欢迎的。

他们家住在我们队最北边，距离我家有两三里路，听说他们家有缝纫机，我就专门跑去看。

缝纫机可真是稀罕东西，比外公的手工快太多了，机器缝制布料的声音极其美妙，我觉得蒋师傅踩缝纫机的样子很是了不起。

《朱湖》

但对于衣服，最激动人心的是进入缝纫机年代后裁缝到我们家来做上工的那些日子。

那时候每年妈妈都给我们做新衣服，那是跟商店买衣服完全不同的感受，有一种非常温暖的仪式感。

进入腊月会约裁缝到家里来家里做全家人过年的衣服，叫做上工。一般一年做两次，上半年做夏秋装，腊月做冬装和春装，一般裁缝到家里来要做两天。

腊月的裁缝非常紧俏，约裁缝之前从镇上匹头门市部买回所有的布料，准备好做棉衣的皮棉，一旦约到妈妈就在头一天晚上把裁缝的缝纫机、熨斗挑到家里来。

第二天早上裁缝上门来的第一件事是调试缝纫机、给机器上油，我们一起从家里取下房门做成裁剪台，然后裁缝用皮尺给我们一一量尺寸，然后开始两天的裁剪、缝制、熨燙。

裁缝将布料铺在裁剪板上，用尺子量出尺寸，用彩色扁扁的画粉画出服装的裁片，裁缝的剪刀刀口很长很有力，手柄部分上面是圆型，下面是随手型的弧形，跟外公那把剪刀几乎是一模一样，裁缝握在手上娴熟而优雅，刀口切至布料发出的声音清脆而顺畅。

《朱湖》

最欢快、最激动人心的是缝纫机缝制衣服的声音和情景，坐在缝纫机前，左手扶着两片叠合的裁片送至缝纫机台面的针头下，右手调试缝纫机的针头对好布料，然后将针头放下，然后踩动脚踏板，缝合好的半成品或衣服便从缝纫机头下流出，仿佛一气呵成。

《朱湖》

最后是把做好的衣服用熨斗烫平。那时候依然没有电，也没有电熨斗，要先把烧好的炭火放入熨斗，熨斗下去前，裁缝含一口清水，向铺在裁剪台上的衣服喷一口水，形成均匀的雾状喷泉。

然后看见熨斗在衣服上经过发出滋滋的声音，而且热气升腾，妙不可言。

重要的是，这些动作是外公曾经做过的动作，它让我感受到传统匠人一脉相承的技艺。

《朱湖》

最后是给我们一一试穿，这就是我们老家的一句俗语“大人盼种田，小孩盼过年“的序曲了。试穿的衣服一直留到大年三十，吃完年饭后每个人洗完大澡换上新衣服，准备迎接新年……

那时候的棉布大约三毛多钱一尺，标准的布匹幅宽一米，一般全家人的裤子可以用同一块布料，我和妹妹的棉袄和外罩也可以用同一块面料，其他就不太一样了。

每次做衣服全家人的面料差不多要花掉十几块钱，裁缝每天五块钱，每次做两天，一共要花去二十多块钱。

《朱湖》

我们每一年的收入来源极其有限，统购粮是队里统一卖的，只有那些劳动力多的家庭才有钱分，我们家只有妈妈一个劳动力，五个人后来爷爷过来是六个人吃饭。

尽管妈妈早晚工不断，我和哥哥假期到田里帮帮忙，但我们家依然是超支户。

不过妈妈的辛苦毕竟还是卓有成效的，我们家每年超支不到十块钱，有时还能基本打平，比起一些双劳动力还超支好几十块钱的家庭，我们真的算是一个奇迹了。

鸡蛋是要用来换油盐的，我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几乎就只有一头年底卖给公社食品站的统购猪。每斤猪价格五毛多钱，一头猪可以卖到80到100块钱。

妈妈有时候还能买一点苕种到隔壁大队；我有时也能弄一点小收入，收鸡粪到队里卖，每斤五分钱，夏天在水稻田将一种害虫在水稻叶子上产下的虫卵摘下来可以到队里直接换钱，我还可以卖知了壳和柳树条。

妈妈卖苕种最多可以卖到十几块钱，我卖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一年最多收入三块多钱。

我们兄妹三人上小学的学杂费、书本费、笔和本子，每个学期差不多十几块钱，我和哥哥上初中后就多了一倍。

妈妈几次向校长请求等卖了猪再给学费，校长总是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还愉快地把妈妈介绍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

吃的东西我们几乎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妈妈出工挣口粮，主要是水稻和红薯，蔬菜、肉禽、油盐都是奶奶从菜园、鸡笼和猪圈里经营出来的。

我们全年的收入一半用于做衣服，一半用来交学费。我们家对服装的支出也是卓有成效的，同学们总是说我的衣服比他们的做得好看。

《朱湖》

后来我问妈妈：“为什么同样的裁缝，他们总是说我的衣服更好呢？”妈妈说：“我买的布料颜色跟他们不一样啊，而且裁缝做上工的时间是有限的，做得好就做不多，做得多就做不好。我们要质量，他们要数量。”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人是需要在有限的资源里作选择的，关键是，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