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那么些时刻:当我看到别家儿孙绕膝几代人在一起乐享天伦的情景,我总会在艳羡中突发奇想,如果我的母亲健在,她今年该有90岁了,也是四代同堂了。
这种艳羡,母亲健在的时候,我却不曾有过。正应了那句话:在我们一生之中,总会有人是在离去之后才忽觉应该珍惜。
然而,流光如白驹过隙,一切都来不及了。母亲离世至今已经整整十四年了。
随着时光的远去,我生命之中有关母亲的点点滴滴亦逐渐模糊了,有些记忆碎片需要在大脑记忆区间努力地拼凑方才完整地清晰起来。
此时此刻,当我想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时候,却截取不到母亲一生中的亮闪闪光鲜鲜的情节,仿佛只剩下母亲的艰难与卑微。
卑微一词之与母亲,确乎有些不敬。然而,母亲实实在在是卑微地过了一生。
如今想来,皆因一个“穷”字。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然母亲是心灵手巧的,奈何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而且母亲偏偏是嫁给了一个四岁丧母七岁丧父的在外婆家放牛长大的后来成了我父亲的苦命人。母亲和父亲是真正的白手起家,从两人组建起家庭时一穷二白到拉扯起我兄弟姊妹一大家人。如果母亲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我无法想象这一大家人是如何走过来,走下去。
在我记忆的时光隧道深处,母亲是刚强的要强的无所不能的。田地里的农活,她跟着父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样没少干。无论晴天雨天冬天夏天,也无论是在生产队大集体之时还是土地承包到户之后,母亲总是一步不落地跟着父亲下地干活。纵然这样,母亲依然时不时就挨父亲的骂挨父亲的打,而挨打挨骂的原因大都是急性子的父亲嫌母亲没能跟上他的步伐。
后来,我们稍稍大了,大抵是理解了,父亲的精神和人品都没有问题,只是在生活的捶打与重压之下脾气有些暴躁。在我们那样一个多见石头少见天的穷山恶水之地,一个十口人的大家庭,单单是一日三餐饭就够父母发愁的,何况还要养牛养猪。养牛是为了耕地,养猪是为了年底卖钱补上一年来欠下的外账。那些年,一家这么多人口和牲口,张开嘴要吃要喝,不说白米白面,纵是把红薯包谷各种杂粮及瓜果蔬菜加起来都不够填饱肚子。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时候越是穷,一日三餐稀汤寡水不见荤腥油珠,越是特别能吃!我孩童时期的印记里全是饥肠辘辘,吃不饱饭。虽然我没有经历过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后头接连三年大饥荒,没吃过树皮树根树叶,挖野菜的记忆我是很深刻的。野菜当中地黄的叶子苦得难以下咽,刺芥芽的叶子有尖刺扎舌头,灰灰菜面条菜好吃却薅不到。
那时候,灶上没东西下锅,母亲发愁。灶下没柴禾烧火,母亲也发愁。从生产队的山坡树林砍回的柴禾非常有限,大多是需要去很远很高的荒山野坡割柴禾。一年到头家家户户都在野坡上割柴割草,山上基本都被割得光秃秃的只剩下多而无用的石头,所以我们家能割回来的基本是酸枣刺和其它蒺藜刺条居多。我们经常是在灶下烧火时被利刺扎进手指里,饭做好后再拿根缝衣针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挑刺,指头剜得鲜血直流。有时候下连阴雨,才从山上割回的带着青叶子的酸枣刺,用铁叉子使劲塞进锅灶里,青烟直冒却燃不着,灶前人被熏得两眼直流泪。我们一大家人在这样艰难的生活条件下,母亲是没被授衔的家庭生活总管家。无论好歹,从地里回来的父亲和从学校回来的儿女们,一日三餐是要按时吃饭的。不然,父亲的一通责骂暴风雨般又砸向母亲。
彼时的母亲活得很卑微。虽然她和父亲一样天天下地干重活。我猜想,在父亲的观念里,一家人吃不上饭就是母亲不会过日子了。好像母亲也默认了大男子主义的父亲强加给她的这个错误观念。所以,每每被父亲打骂的时候,她总是默默忍受着,甚至像别家女人那种动不动就要回娘屋或去别处住几天躲一躲疗疗伤的念想都不曾有过。
卑微的母亲却有着她的持家执念。日子无论多么艰难,无论她受多少委屈,她总把一家人“食裹腹、衣蔽体”视作她为人妻为人母的本分。在我记忆里,白天下地干活的母亲,晚上总在油灯下忙乎着一大家人“衣蔽体”的针线活。每年从地里摘回的棉花,送出去只经过打棉花(脱籽)和弹棉花两道工序,之后的工序全在母亲手里——用高粱杆擀棉花,擀成像油条粗细的一根根棉花条(母亲称作捻子),捻子在母亲手里纺成细棉线。每年的棉花要纺成线是个浩繁的大工程,母亲每天晚上都在昏暗的油灯下默默地纺线,她右手摇纺车,左手捏着捻子,不急不躁不疾不徐地像变魔术似的把一根根白云朵似的棉花条变成一个个沉甸甸的线穗。她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任务,每天晚上要纺够几个同等大小的线穗才去睡觉。许多时候我睡了一觉醒来,听见母亲的纺车仍在嘤嘤嗡嗡地唱着旋律优美的纺娘之歌。有时候早晨起床后我会好奇地问母亲,晚上那么晚还在纺线,不瞌睡吗?
“这一大家子人穿衣缝补,不纺线咋办?”母亲总是把一切苦和累,以及委屈和着眼泪,默默地扛着,默默地咽下。
母亲每年纺出来的线穗,大部分送出去织成布了,小部分合成粗线纳鞋底或缝缝补补用了。我小学毕业之前还在穿家织布。冬天的布棉鞋、夏天的布凉鞋,都是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我小时候过年穿的新棉鞋都还秀上了红花绿叶。每年这个时候,母亲是打心底里自豪的。她常说,我们一大家子人,日子没有过得揭不开锅,没有让哪个屁股露外面脚趾头露外面。因为我时常在母亲面前说起:村里谁谁家,人口没我们家多,儿娃子们经常光着脚没鞋穿,大冷天穿着单裤子屁股上还有洞。在那个年代,虽然家家都贫困,只要稍稍横向比较一下,我们就有了满满的幸福感。
后来,土地承包到户了,我们兄弟姊妹跟着父母上野坡上开垦了一些荒地,收获的粗粮细粮都多了,猪也养多了,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再后来,我们兄弟陆续参加工作能挣钱了,还没来得及反哺父母,积劳成疾的父亲却突然病故了。
父亲虽然性子急脾气暴,生前没少让母亲受气,但突然撒开手离去了,母亲就像塌了天。少来夫妻老来伴。年老之后的母亲像失伴的孤雁,在城里乡里镇上村上在几个儿女之间飞飞停停,飞累了倦了再飞回老窝一个人孤单单地待着。我们这些工作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儿女们,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可能回老家陪陪她。她像世间大多数母亲那样,为儿女们默默地奉献了一辈子,无怨无悔。
2007年春季,74岁的母亲突然感觉饮食吞咽有些困难,大哥送她去县医院初步检查说是食管癌,我和三哥连夜从省城回老家把母亲送进市里最好的三甲医院复查,确诊食管癌。不甘心的我们,一边瞒着母亲(没让她知道检查结果),一边托关系找医院权威专家会商治疗方案,专家给出的意见是:综合考虑她的年龄、体质以及病情,不宜手术不宜化疗,建议保守治疗。其实,我们做儿女的都知道,所谓的保守治疗就是放弃对癌细胞扩散的有效干预措施,要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在病魔折磨下艰难地走向生命尽头。
“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辛劳一辈子的母亲病了,我们做儿女的却难施援手予以救治,十分地无奈无助。心中悲戚无言以诉。
为此,我和三哥专程上了一趟武当山,所到大小殿宇,无不虔诚地跪地叩首,直叩到金顶祖师爷脚下,我哥俩再次肩并肩跪在祖师爷面前磕头敬香捐功德,祈愿祖师爷保佑我劳苦卑微的母亲渡过劫难,再多活些年头。
然而,在两年后的2009年,在六一儿童节那天晚上,我打开电视机正要陪女儿看儿童节晚会的时刻,接到母亲离世的噩耗。
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在难以名状的沉默中掩饰住心底的慌乱。我心里清楚,母亲在,家就在。母亲的离去又何止是她的离去,这是一个大家庭的支离破碎。只要母亲在,我们做儿女的总能多找一个机会带着里孙外孙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地聚一聚;只要母亲在,无论我多大,我都是他的小儿子,喊一声“妈”,有她应着,也是一种幸福!
羊羔跪乳,乌鸦反哺。我作为母亲的小儿子,在她病情恶化后疼痛不堪的艰难日子里,我没能陪着她服侍她报答她的生育养育之恩,我是有愧的,我是不孝的。
今天是母亲离世十四周年的祭日,我在回忆里含泪写下这些文字,一是忏悔,二是怀念,三是祈愿母亲灵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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